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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白丹散文特辑/湖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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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1.03

程颢和程颐

公元1032年、1033年,北宋朝廷任命程珦先生为黄陂县尉,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长。官虽不大,在黄陂县那也算根葱,是个受人抬举的角色。这伙计可谓春风得意,两年里连着生了两个儿子,出生在黄陂小菜湖湖区,跟自己单名一样,起名程颢、程颐。搞不懂程局长咋这么喜爱单名,不知道的,还以为程珦、程颢、程颐是三兄弟呢。

程颢、程颐兄弟祖籍河南洛阳,祖上都是做官的。曾祖父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以现在的官职对应,相当于副厅长;祖父程遹曾任黄陂县令,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县长,正处级,但比县长的权要大,黄陂县境的党、政、公、检、法事务都由他一人说了算,之后仕途上进步是进步了,但不大,最后老死在异乡;父亲程珦曾任黄陂县尉,职责是负责治安,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吧,往高处说,算得上是副处。往低处说,也是正科。

父亲是公安局长,谁敢欺负程颢、程颐兄弟啊。通常应该是他们欺负别人。跟大多纨绔子弟不同,程颢、程颐从不惹是生非,爱学习,勤思考。出生干部家庭的程颢、程颐兄弟,衣食无忧,自然不会为生活发愁。儿童时代的程颢、程颐兄弟是幸福的,成天和小伙伴们在李家大湖、小菜湖、滠水河里捕鱼捞虾,在鲁台山上套知了、打雪仗、捉蛐蛐,那是他们在黄陂县渡过的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只不过,穷人家的孩子捕鱼捞虾是为了卖钱打酱油、买食盐,捡知了壳是为了拿到药铺卖钱,他们兄弟则纯粹是为了找乐子。宋朝那个时候,湖不叫“李家大湖”,是后来人起的;山也不叫鲁台山,是后人为纪念他们兄弟才这样叫的。反正,程颢、程颐兄弟在那山、那湖玩过。

程颢、程颐兄弟二人相差一岁,因此,他们同时发蒙,老师自然也是同一个人: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周敦颐,大家应该不陌生,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个人著作颇丰,代表作有《周元公集》、《太极图说》、《通书》等。我们在读初中时学过的散文《爱莲说》,就选自《周元公集》,出自他的笔下,里面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人们耳熟能详。周敦颐除了自身的成就外,最大的成就是培养出了程颢、程颐两个理学家。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周敦颐这位老师,中国历史上就没有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程颢和程颐兄弟。以程颢、程颐的天赋,做官、经商没准儿都会成功,但绝对不会成为理学家。

都知道古代鲁国在山东省境内,湖北武汉境内咋来的鲁台山、望鲁台呢?那是因为鲁国诞生了孔子和孟子,其儒家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后人为纪念理学家程颢、程颐尊崇孔孟才这样叫开的。此地留下了“程乡坊”、“二程祠”、“二程书院”、“望鲁台”、“理趣林”、“聪明池”、“涵虚亭”等众多遗址、遗存。因此可以说,小菜湖是理学之源,大点说,黄陂是理学之源,这点不容置疑。有关二程的籍贯、理学形成、对后世影响,在正史中都能查到。

兄弟二人成年后,老大程颢官至监察御史里行,为八品官,也算个不大不小的干部;老二程颐官职低一些,任河南汝州团练推官,是个虚职,非领导职务,是官又不是官。说是官吧,不是实职;说不是官吧,又在政府供职,拿政府的俸禄,类似于现在的主任科员、调研员之类。总之,程家属地地道道的干部家庭。

北宋有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叫王安石,比程颢、程颐兄弟大十来岁。王安石向皇帝提出变法建议,这些改革主张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改革内容很丰富,举均输法、农田水利法两个例子吧。

所谓均输法,即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贮货以备用,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务费。此法损害了富商的利益,减轻了纳税户负担;所谓农田水利法,即在开垦荒田,兴修水利方面,实行谁出资、谁受益政策,在此政策的激励下,全国掀起了兴修农田水利的热潮,耕者有其田,解决了人民吃饭问题。

应该说,王安石这些改革措施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减轻了百姓负担,推动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但这世界上就没有让天下人都满意的改革,王安石的变革主张触犯了皇亲国戚和当官的利益。这些人对改革的态度就是看对自己是否有利,有利的就支持,不利的就反对,他们才懒得管什么国家不国家、老百姓不老百姓利益呢。

起初,程颢、程颐兄弟是支持并参与王安石变法的。后来眼见自己家的银子越来越少,荷包越来越瘪,就感到王安石变法不是那个事了,就跟那个砸缸的司马光等人一起,公开跟王安石叫板,为此程颢、程颐、司马光受到降级处分。王安石变革,刀子下得太陡,得罪了不少人,又跟同朝为官的苏东坡等人闹不团结,最终王安石灰溜溜下台,程颢、程颐、司马光又官复原职。

程颢和程颐兄弟对中国古代哲学贡献较大,影响了几个朝代,这个必须承认,但他们的思想也害了不少人,这个也必须承认。所害之人还是受保护的女人,让天下许多父母失去女儿,丈夫失去妻子,子女失去母亲,程颢和程颐的“罪过”可就大了。

中国有句成语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知道的人很多,却未必知道出自何处,就出自程颐之口。

作为哲学家、教育家,程颢和程颐先生著作等身,著有《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经说》等,但在世时著作并不多,也就《定性书》、《识仁篇》、《周易传》几本,大量著作是后人根据他的言论辑录的。其中一本叫《程氏遗书》,在卷二十二,记载有程颐与某人的一段对话: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

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这虽然是文言文,接近白话,至少是半文半白,读起来并没有多少障碍。大意是:

有人问:“对寡居的妇女,是不是不能娶她?”

程颐先生回答:“是的。男人不应娶寡妇,寡妇改嫁是失节,男人若娶失节者,自己也失节了。”

又问:“如果寡妇贫穷无依无靠,能不能再嫁呢?”

程颐先生回答:“不能,宁可冻死饿死,也不能失节。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作为一种精神与信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也未必不对,但程颐先生说这话时,板着一副脸,其源头是反对妇女改嫁,就不近人情了。虽然只是随便一说,并非发自内心,但出自理学家、教育家之口,又被弟子收录于书,就成了金科玉律,流毒甚广。就是这不经意的一句话,让多少女性活学活用,因故失身、失夫后,吞金、上吊、跳井,或终生守寡。

这个事告诉我们,有一定身份的人,特别是位高权重者,说话时得掂量掂量,想好了再说。

王叔英

王叔英籍贯浙江黄岩,并非湖北汉阳人。只是因为明朝皇帝朱元璋把他派到汉阳任过知县,我才写到他。

知县是多大的官呢?放在国家层面,并不大,最高也就六品。都说七品芝麻官,六品呢,比芝麻高半粒。而在汉阳地界就不一样了,掌一县的刑名钱谷等事,狱讼、治安、征收赋税都归他管。说白了,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都由他一肩挑。再通俗地打个比方吧,他让谁挨板子,谁的屁股就得疼三天。他说的话就是“法”,正所谓地地道道的“土皇帝”。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天大的事,所以历朝历代都重视水利。为此,我常常为自己是一名水利人而感到自豪,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古代的执政者都知道这个理。

辖区有大型湖泊张家大湖,主要承担着农田灌溉任务,关系着周边百姓吃饭问题。作为朝廷知县,王叔英是来过的,那时可能不叫张家大湖,可能是一片汪洋。总之,知县王叔英来过这里,不来,有点说不过去。

据说有一年天旱,地里到处是裂开的口子,拳王的拳头都能放下,张家大湖也干涸见了底。眼看农田无收,那可要出大拐,百姓就要拖儿带女去逃荒,那是他这个知县最不愿看到的。王叔英心太软,如果在自己的治下有百姓去逃荒,说明自己不称职。有个说法叫“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王叔英不想回家卖红薯,还想当朝廷命官,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可是旱情摆在这儿,如何是好呢?放到今天,也就是水利局长操心的事儿,开闸放水,起泵提水。再不行,就用消防车送水,用炮弹人工降雨。可明朝那个时候既没有泵站,又没有消防车,更没有人工降雨的炮弹,说什么都是白搭。

他决定绝食祈雨,跟天老爷赌一把。让人放下话来:天若不下雨,他就不吃不喝。打赌后的第一天,依然不下雨,天老爷才懒得管你是知县还是皇帝呢,一点也不给面子。手下人急得直搓手,急得直跺脚,知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手下人是有责任的。第二天,还是不下雨,还是不给知县面子。连续干旱几天的天空,划根火柴似乎就能点燃,没有丝毫下雨的意思,手下人劝知县大人罢手。王叔英虽然饿得慌,但心里明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宁愿饿死、渴死,也绝不向天老爷“投降”。要不,今后说话谁还听呢,一个不讲信用的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是天老爷见他是个好官让着他,还是它确实憋不住了,反正第三天不到正午就下雨了。结局当然是天老爷被打败,赢家是王叔英。今年的粮食算是有救了,老百姓也不用逃荒了。现在的人都知道这是让王叔英给蒙着了,下雨不下雨,跟他绝食没有半分钱关系。但老百姓不这样看,认为这雨就是王叔英祈来的,他是个好官,敲锣打鼓庆祝。王叔英呢也觉得值,虽然绝食对自己的身体有所伤害,但赢得了民心,对执政者而言,赢得民心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把绝食祈雨叫傻,我们能够接受,且傻得可爱。后面的事,可能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1398年6月24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驾崩。古话说“国不能一日无主”,6月30日,距朱元璋驾崩不到一个礼拜,其孙子朱允炆正式接班,史称“建文帝”。朱允炆见王叔英是个好官,提拔他为翰林院修撰,比芝麻官又高了半粒。

朱允炆上任后,发现爷爷朱元璋当初为巩固皇权,把儿子们分封各地,且都有自己的军队,未必是件好事。这些军队把守边关那是没话说,可是有个致命的缺陷,朱元璋在世好说,儿子、军队都得听他的;朱元璋不在了,王爷们拥兵自重,就成架在新皇帝头上的一把把大刀。朱允炆嫌头上的大刀晃眼、碍事,决定削藩改制,先后废黜了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岷王,那可是他的叔叔、伯伯啊,搞不好自己就会人仰马翻。燕王朱棣坐不住了,眼看下一个就是自己了,决定先下手为强,叔侄俩算结上了梁子。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侄儿朱允炆落荒而逃,叔叔朱棣上位。

按说这是朱家自家的事,可王叔英急了,真是生儿的不急抱腰的急。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居然想跟朱棣叫板。不多日朱允炆就不知藏哪儿去了,形势的发展让王叔英感到无力回天,在家好好洗漱一番,找了跟绳子,一头挂到树上,一头挂到脖子上,腿一蹬,一了百了。自己死了也就算了,还带动了老婆和两个女儿。老婆在狱中自尽,两个女儿投井自杀。

对王叔英的行为,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是气节,有人说是犯傻。不管说什么,他本人是听不见了。嘴长在别人身上,随他们说去。

萧良有

明朝首辅张居正比国子监祭酒萧良有年长24岁。一个是湖北荆州人,一个是湖北汉阳(现蔡甸)人,放到省级层面,二人就是老乡,都给明神宗朱翊钧当差。只不过张居正是首辅,地位挨到天花板了,皇帝年幼时,大政方针都由他作出。如果张居正起歪心,培植亲信,自己坐上皇帝交椅也是有可能的。但张居正是忠臣,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来。

国子监祭酒呢,相当于现在教育部负责高考的官员,跟首辅大臣相比,级别差一大截。论职务,张居正是萧良有的领导。按说有这么多层关系,俩人能够和平相处,事实是俩人在共事中有点不太和谐,互不来往。

张居正位高权重,身边自然不缺拍马屁的,太监冯保就算一个。某年萧良有参加会试,一举夺魁,按说状元非他莫属,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偏偏张居正的公子张懋修也参加了这次考试。张居正的公子参加了这次考试就使问题复杂化了,设想一下,让一介草民夺得状元,首辅大臣的公子却屈居第二,这让领导情何以堪?于是,很会来事的冯保精心谋划,成功将张居正的公子运作为状元,萧良有为一甲二名。

这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萧良有很快就知道了自己的状元被人家顶了包,那也没办法,只有干瞪眼。张居正也不笨,知道儿子的状元是怎么来的,儿子的水平有几斤几两,可悲的是他没有制止,竟然默认了。冯保的所作作为,其实是在帮倒忙,害了政府领导。张居正日后遭到皇帝清算,儿子的状元这档子事成了一大罪状。

萧良有原本是尊重、敬佩张居正的,自从冯保将其公子运作为状元,张居正未加制止后,萧良有开始对张居正疏远,敬而远之。

张居正,正史中的形象很正面,勤勉,惜才。鉴于萧良有的才能,张居正找人捎话于他,让他跟着张居正干,有张居正罩着,总比一个人单干强。因为张公子顶包之事,被萧良有婉言谢绝。张居正走他的阳关道,萧良有走自己的独木桥。

朝廷重臣严嵩与徐阶是两个死对头,水火不容。最终,徐阶胜出,严嵩被拍熄火。在他们二人明争暗斗时,张居正左右逢源,两边都不得罪,跟俩人都蛮合得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也深得太后和皇帝信任,辅佐万历皇帝开创了“万历新政”。

“万历新政”内容丰富,比较著名的是“一条鞭法”、“考成法”。所谓“一条鞭法”,就是把各地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打捆征收,合理征收劳役,堵塞收税漏洞。此举使朝廷的库银一下就增加几百万两,百姓的税负得以减轻。这项改革措施,让国家创收,让老百姓得利,显然牺牲的是有钱人的利益。那些王公贵族,那些地主、资本家对张居正不恨得咬牙切齿?所谓“考成法”,类似于今天的考勤,似乎比今天的考勤还先进一些,考勤表一式3份,由本人、单位和上级分别记录,相互监督制约。考勤对得上好说,对不上就要核查,看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单位和上级记录有误,予以更正;是本人弄虚作假,就要问责,让官员不敢懒政。总之,“万历新政”促进了全国经济社会发展。

别以为在皇帝身边工作就很风光,别忘了还有“伴君如伴虎”这一说。张居正尽管为朝廷做了不少事,但也得罪了不少人,其中包括小皇帝。皇帝年幼时,想搞一次灯火晚会热闹热闹,这想法似乎并不过分,可张居正就是不让搞,讲了一通大道理。核心意思是让皇帝过紧日子,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防汛抗旱需要花钱,边疆打仗需要花钱,不节省开支怎么行呢?这哪里是大臣跟皇帝说话,分明是老子跟儿子唠嗑。小皇帝表面上虽然答应了,但心里很是不爽。

实事求是地说,张居正完全是为朝廷节约,避免浪费,也是为了树立皇帝节俭、亲民的形象。但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天下可是人家朱翊钧的啊,人家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有你何干啊。他忘了皇帝是要长大亲政的啊,果然,明神宗朱翊钧亲政后,随便找了个理由,就抄了张居正的家。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个领导,要想整一个人,还不容易?整人的“理由”一抓一大把。万历皇帝下旨将所赐张居正玺书、四代诰命悉数收回,亲属发配边疆。

墙倒众人推,萧良有完全可以公报私仇,出一口恶气。以萧良有的状元被张居正的公子顶包这事儿来说,萧良有选择跟大臣们一样落井下石,外人无话可说,且可以理解。即便不落井下石,保持沉默也是一个选项。如果这样,那就不是善良的萧良有了。

萧良有逢人就公开宣讲张居正的功绩,上奏皇帝,为张居正喊冤。毕竟张居正的功劳摆在那儿,毕竟张居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毕竟张居正没有把人得罪干净,形势开始反转,舆论的天平对张居正越来越有利,使得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进一步迫害得以收手。从萧良有对待张居正这事可以看出,衡量一个人的人品怎样,要在关键时候才看得出来。别看一些人平时在一起吃吃喝喝,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狗肉朋友,你一旦有事,这些人跑得比兔子还快。交朋友要交萧良有这样的人,除了老婆,什么都可以换。

但是,一个人再会为人,再怎么小心翼翼,你太有才就是“问题”,别人就不舒服。这不,有人上奏皇帝,说萧良有有野心。皇帝并没有追究,倒是萧良有觉得官场险恶,把张居正的下场一想,觉得当官很没意思,便炒了皇帝鱿鱼,回蔡甸养老了。

回到蔡甸故土的萧良有,原先忙忙碌碌,突然闲下来,开始有点不适应,就天天去王家涉湖钓鱼。钓鱼不是为了吃鱼,主要是打发时间,他也常常思考,大明王朝忠奸不分,被人取而代之那是迟早的事。果不然,之后只经历了万昌、天启两代,在崇祯手里就被李自成撵出了紫禁城。当然,这一局面萧良有没有看到。

在王家涉湖边,无论天晴下雨,总能看到有个戴草帽钓鱼的老人,不用猜,那准是萧良有。

熊伯龙

公元1616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按官方的纪年,当然是明朝万历44年,大明皇帝朱翊钧当家。但在中国东北地区,有一个伙计不按游戏规则出牌,这个伙计就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宣布建立“后金”,纪年天命元年,此乃清朝的源头。明朝这座大厦,从这时开始生缝,只是朱翊钧先生还没意识到。

这一年,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红焰村燕子咀落魄举人熊鸣盛家,诞生了一个名人。当然,诞生时还不是名人,跟普通孩子一样,赤身露体,一声响亮啼哭,宣布来到这个世界。这年为生肖龙年,熊鸣盛为儿子起名“熊伯龙”。

熊伯龙的曾祖父熊珙、祖父熊士章、父亲熊鸣盛都在政府担任过一官半职,只不过职位都不高,都是跑腿的角色,父亲可能还是个临时工,没有正式编制。跟当地穷人家相比,熊家也算干部家庭了。但那是和穷人相比而言的,其实并不富裕,一样的吃了上顿愁下顿。到奓山砍柴,到官莲湖捕鱼,到田里捡牛粪,这些脏活累活,儿时的熊伯龙都干过。唯一的区别是,身为秀才的父亲知道知识的重要,把熊伯龙送进了学校,这就不简单。说的是学校,其实就是一座寺庙,放了几张课桌而已。不过,这个决策正确,如果不读书,那就没有名人熊伯龙了。

熊伯龙血管里到底流着秀才的血,天资聪颖,清顺治五年(1648年),参加顺天府(北京)举行的乡试,夺得第一名,次年中进士榜眼。所谓“进士”,就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这前三名都要披红挂彩,政府组织一套班子敲锣打鼓,沿街巡游,昭告世人。这也意味着状元、榜眼、探花人生转运的开始,意味着当上了公务员,端上了铁饭碗。熊伯龙入职的第一份工作是翰林院编修。

所谓“翰林院”,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秘书机构,服务领导的部门;“编修”,相当于今天的秘书,给皇帝起草讲话、通知、编写史志等。职位并不算高,但由于在领导身边工作,平时接触的都是皇帝、皇子及王公贵族,提拔的要比别人快些。又由于见多识广,经常参加重要会议,学习皇帝治国理政,日后在地方做官的能力要比别人强些。熊伯龙属于文官,只会做学问,不擅长组织协调,未被封边疆大吏,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先后担任国子监祭酒、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相当于今天教育部负责考试的司长、副部长等职。

有人说他给康熙当过老师,正史里没有记载,是不是教过少年康熙,无法考证,也许是一个传说。但熊伯龙当主考官是称职的,顺治十一年甲午乡试,由他担任主考官,通过乡试的这批学生,在殿试(科举考试中的最高阶段)中冒出了3个状元。熊伯龙慧眼识珠,在社会传为佳话。清《嘉庆汉阳府志》载:“才学深得顺治、康熙二帝赏宠。著有《谷诏堂全集》,凡诗291首,文78篇”。

熊伯龙的成就远不止这些,他还是一名无神论者。这世界上,很多人相信有神灵存在并左右人们。无神论者认为人死如灯灭,油尽灯枯,不存在鬼神灵魂。熊伯龙认为“人老而血气自衰”,死后“犹火灭随风散”,所谓“天堂地狱”是不存在的。他的这些思想,反映在一本叫《无何集》的书里。

在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特别是某些官员还信鬼神,真要向熊伯龙先生学学。

戴 金

大凡穿金戴银的人,不是有钱人就是贪官。明朝汉阳县奓山有个人却是例外,别人“戴银”他“戴金”,却既不是有钱人也不是贪官,犹如金堆湖的水,清清白白。

戴金1484年出生于奓山,1548年去世,葬于汉阳县索河镇仁山麓。在他64年的人生中,经历了4个皇帝执政。出生时的皇帝是宪宗朱见深,4岁时的皇帝是孝宗朱佑樘,22岁时的皇帝是武宗朱厚照,38岁时的皇帝是世宗朱厚熜,直至去世。之所以写这么多皇帝,是因为他跟这些皇帝有关,跟明朝那些事儿有关。当然,他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嘉靖皇帝朱厚熜。

朱厚熜出生湖北钟祥,他当上皇帝纯属意外。堂兄、武宗朱厚照是个花花肠子,私生活迷乱,掏空了身子,30岁就一命呜呼了,没留下子嗣。若留下子嗣,就轮不到他做皇帝了,皇冕这才戴到他的头上。之前,作为皇族的朱厚熜不是没有想过当皇帝,皇帝谁不想当啊。话得说回来,即便是皇子,也不是说当皇帝就能当的,有时皇太子接班就存在变数呢。朱厚熜当上皇帝,算他火好。

嘉靖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皇帝,说他好的,其才能不在太祖朱元璋之下;说他不好的,其就是无道昏君。窃以为,这两种说法都不靠谱。应当说,朱厚熜登基后的一段时间还是励精图治的,还是听得进众臣们意见的。比如,湖北老乡戴金提的几条合理化建议,他就全部照准。

嘉靖五年,戴金奉命巡视四川期间,部落酋长组织一支地方武装,夺取了基层政府。都说官逼民反,朱元璋不就是因为前朝腐败,才夺取政权的吗?戴金深知,百姓、土匪不是走投无路,而是有吃有喝的,有女人抱在热炕头暖脚,谁愿意提着脑壳跟政府作对啊。为此,竟一口气提出了7条建议,不外乎是一些堵疏结合的点子,朱厚熜全部准奏,最终平息了叛乱。

戴金第二次上奏,又是因为四川。蔚州告急,朝廷乱作一团,大臣们摇头叹气。已是大理寺卿(相当于今天司法部部长)的戴金上奏皇帝,说:敌人没有组织纲领,属乌合之众,不必惊慌。派兵四面包围,坚壁清野,瓮中捉鳖,可保万全。众臣们这回没搓反绳子,附和言之有理。这些人有自己的小算盘,打赢了,军功章有戴金的一半,也有自己的一半;打败了,就说是戴金出的馊主意,可以推个一干二净。退一万步说,即便皇帝对附和者也追责,也比戴金要轻。嘉靖皇帝也没别的好办法,按戴金的法子实施,结果是政府军大获全胜。戴金算出尽了风头,皇帝也越加信任戴金。

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招风,这些古话是经过若干次事例总结得出的。博得皇帝信任未必就是好事,容易树敌。大凡有才能、想干事的人,总会遭到小人嫉妒,戴金也不例外。嫉妒者嫉妒的理由很荒唐:我不做事你也不能做事,你做事就等于压制了我不做事的;我受贿你也不能清廉,你清廉就等于我不清廉。他的同事、宰相兼书法家严嵩位高权重,害怕戴金哪天取他而代之,暗地里使绊子,戴金防不胜防,不慎摔倒,被朱厚熜削官为民,告老还乡。朱厚熜皇帝以贬戴金为开端,脑壳就开始发昏了,以至于差点被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们用绳子勒死。

回乡后的戴金赋闲下来,很不适应,就到住地附近的金堆湖、金龙湖去钓钓鱼、散散心。倒不是人走茶凉,戴金在位时,从不吃拿卡要,退休后没人上门也并不觉得失落。他在位时,家乡人没讨什么好;免职回乡后,家乡人也没落井下石,对他还蛮尊重的。

人生有几怪,一怪,忙忙碌碌的时候也不觉得哪里不舒服,一闲下来,毛病就找上门来,戴金就是这样,回乡不久就因病去世;二怪,在一起时磕磕碰碰,看不顺眼,这人不在了,就会念起人家的好来。朱厚熜也是,听说戴金驾鹤西去,心中悲痛了好一阵。

可惜醒悟迟了。这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一般人会自责一辈子,朱厚熜是皇帝,自责了几天就烟消云散。失去了戴金大臣,朱厚熜执政后期搞的一些事就不叫事了,为求得长生不老,痴迷于炼丹,走火入魔,20多年不上朝,任由奸臣严嵩胡来,皇宫搞得乌烟瘴气。

自此,大明王朝就开始走下坡路,最终被大清王朝端了锅。

张 京

中国古代隋唐至清,中央行政机关设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现在的中央政府组成部门是25个部委,那时候一个部的职能要对应现在几个部委的职能。不能因此说那时的机构少,现在的机构多,以人口基数、经济发展折算,现在的机构并不算多。

武汉黄鹤楼下有一小巷,因毗邻藩台衙门(对应京城的户部衙门)而得名户部巷,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旧迹难觅。古代县衙保存完好的,当属山西平遥古城的县衙,各种设施都在。人入其中,仿佛时光倒转,听见古人“威武——”那有意拖长的声音。

所谓户部,主要负责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等事宜,职责相当于现在的国土资源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兵部么,肯定跟军队有关,主要负责武官选拔和兵籍、军械、军令、演习等事务,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总装备部。

六部主要负责人不叫“部长”,叫“尚书”;副职不叫“副部长”,叫“侍郎”。明朝六部尚书官阶为正二品,级别不低。怎么说,兵部尚书张京就是一个大官、高官。

不过,张京任职时期的明朝,实为南明,跟执政时的大明王朝还是大有区别的。北京紫禁城已换了主人,清朝爱新觉罗家族已经入住,天下已是爱新觉罗的了,南明人等被清军撵得东躲西藏。张京在四川奋勇抗清,曾经的同事、投降清军的洪承畴,以为张京跟他一样是软骨头,去信张京,劝其归降,许以要职,张京不为所动。吴三桂呢,也是彻头彻尾的叛徒,也曾经与张京共同效力朱明王朝。吴三桂眼看大明王朝气数已尽,原本是要投降李自成的,没想到李自成手下霸占了他的女人陈圆圆,差点把他气死。“朋友妻不可欺”,李自成在这件事上不仗义,导致本来就摇摆不定的吴三桂转而投降皇太极了。

顺治十五年(1658年),吴三桂率清兵俘获张京,以礼相待,好肉好酒招待。按说南明大势已去,完全可以直接割下张京的脑壳向皇太极请功,不必麻烦。但吴三桂不想杀他,还算有点良心,念及昔日跟张京同事一场,劝张京反水。民国《夏口县志》里记载:“劝之降,授以官,皆不应”。张京严词拒绝,并写下一首《绝命诗》:

弥月悲歌待此时,

存仁取义有谁知。

衣冠不改生前志,

名姓空留死后思。

破碎山河休葬骨,

颠连君父未舒眉。

魂兮莫认还乡路,

直到朱陵礼旧碑。

不久,张京就被吴三桂杀害于四川,遗体辗转运回并安葬于柏泉。

洪承畴、吴三桂这些人信奉的“有奶就是娘”,没有人格可言。生来就是一兜墙头草,倒去倒来,见利忘义、反复无常,即便是所效力的清政府也未必对他们完全信任,总防着一手。因为,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又会倒向别处,随时都可能再叛变。这样的人多活几年又有什么意义呢?连同子子孙孙都会被人瞧不起。而正气凛然的张京就不同了,人们敬佩他,包括他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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