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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何以成为苏东坡(张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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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1.03

雷州半岛兴起了一股传统文化热潮,我所在的学校也开展一系列“我爱苏东坡”文化活动。一天傍晚,在“东坡文化长廊”,有学生问:“张老师,为什么提起苏轼,大家都称他为苏东坡,而不是苏子瞻呢?”

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东坡是苏轼贬谪黄州时给自己起的号,古人称他苏子瞻或苏东坡。为什么现代人只记得他是苏东坡呢?可能是东坡这个号更能代表苏轼的一些特点,更有寄托,从而为人们所接受吧。

苏轼为什么要以东坡为号呢?这里面有一段曲折故事。

苏轼没有以东坡为号前,是一个热情活泼而又坦率任性的人。他名满天下,文采风流被很多人激赏,一曲《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唱哭了无数性情中人。而他在杭密湖地区任职期间,政绩也很好。他相信大家都是好人,所以评论事物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总希望事情在讨论之后得到圆满解决。1079年7月乌台诗案击碎了他的梦想。

该诗案是针对苏轼的一个文字狱案件。据说御史台大院有几棵柏树,树上栖满乌鸦,苏轼的案件在这里审理,就称为乌台诗案。苏轼的罪名是骂皇帝,反对新法。他的咏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副相王珪对皇帝说:“陛下是龙,是在天飞龙,苏轼却大谈蛰龙,真是反动!”他的张氏园记中有“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一句,也让人挑出毛病:“太坏了,完全没有道理,一个人,怎么能忘记自己的君主呢?”他写湖州谢表,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一句,也引起了李定等人的不满。新进,在当时有调侃意味,是人们对突然升迁者的称呼,有贬义。“谁是新进?新进就生事吗?新进就不能管理百姓吗?”他用过《世说新语》中“道旁苦李”这个典故,该典原意是夸王戎年少聪慧的,后常用来自谦,现在也成了怨谤朝廷的证据。

这压根就是找茬。问题是,反对变法的人很多,为什么一定要拿苏轼开刀呢?苏辙指出原因:“他所以被冤,就是名太盛,又与朝廷争胜。”

确实,苏轼太不合时宜了,总是口无遮拦地批评新法,弄得神宗不愉快;又因为名太盛,不知不觉得罪了很多人。当时有两个人被反复用来比较,一是朱寿昌,他小时候不知道母亲在哪里,后来为寻找母亲弃官不做,结果真找到了,这成了感动中国的一大新闻。另一个是李定,母亲去世了,他却不辞官守丧,台谏、给舍(给事中和中书舍人,和台谏都是谏官)都弹劾他有违孝道。苏轼写了一首诗,深情赞美朱寿昌,并评价说:“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肯定朱寿昌就等于贬低李定。苏轼主观上是有意还是无意,不太清楚,但《邵氏闻见录》讲,“子瞻因寿昌作诗贬定”,外人都看出来了,当事人李定肯定很恼火。李定当上御史中丞后,就诬告苏轼写诗贬斥皇帝,强烈要求处死苏轼。副相王珪也恨苏轼。王珪年轻时曾有锐气,但越老越昏庸,完全丧失了进取心,混天度日,被朝野戏称为“三旨相公”。他每天上朝只做三件事:去取圣旨,取圣旨,已取圣旨。他恨苏轼纯粹是嫉妒。一个什么都不愿干且不会干的人,自然也不希望别人奋发向上。恨苏轼的还有李宜之。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分析李宜之的阴暗心理:“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就是这样的一群小人,开始了对苏轼的围攻。

苏轼洁身自好,想打倒他并不容易,只能在文字上做文章。而文字又有很强的弹性,要确证非常困难。这难不倒李定他们,审理案件时软硬兼施,有的手段很搞笑,让人哭笑不得。有官员贩卖含有犯禁内容的诗策被抓入狱中,查找主使者和同案犯时,李定对苏轼恭维道:“你敢说敢做,素有名节,为什么不干脆把这事也揽到身上?”苏轼急忙辩解,说自己忠君爱君,从来就没有骂过皇帝。(《孙公谈圃》)文的不行就来武的,晚上监狱就成了地狱,有人监禁在苏轼隔壁,听见苏轼夜半惨叫,写诗记录道:“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吴兴,即湖州,苏轼就是在湖州太守任上被押送到乌台受审的。

苏轼招了,一点一点地招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指责“青苗法”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反对“农田水利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讥刺“盐法”的……总之,需要他招什么,他就招了什么。他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无力。生活中不单有阳光花香,也有飘风骤雨,就像一条河流,平静的水流下,也有突如其来的漩涡和暗礁。

苏轼被拘后,整个朝野都沸腾了。很多大臣纷纷出面营救,百姓也自发地行动起来,苏轼工作过的杭州湖州,人们为他做声势浩大的解厄道场。在大家的努力下,苏轼死里逃生,贬到黄州。

从鬼门关里逃出来的才子们,看东西的视角可能和我们已不太一样。他们不单在万卷书中汲取人生智慧,也领略了万里路上的风霜雨雪。经历过这些坎坷,有的人继续前行,有的人则一蹶不振。苏轼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乌台诗案是一个很好的考验。

那个爱批评爱议论的天真无邪的苏轼从政治圈里消失了。他初到黄州,穷且寂寞。由于没有什么收入,人口又多,为节俭度日,他就在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梁上,每天早上用叉子取下一份作为当天的开支。更可怜的是,不但在黄州举目无亲,以前的亲友也都和他不再联系,他寄信过去,也没人回复。这是个被亲情遗忘的角落。他常常一个人到野外徘徊,有些醉醺醺的酒鬼看他形单影只,就辱骂他,推搡他,他也毫不为意,甚至庆幸自己泯于众人。哎,和乌台诗案比,这点痛算什么。

为解决生计问题,苏轼在黄州东边的坡地,即我们所说的东坡,找了一个地方,种稻五十亩,还养了一头牛,过起了农夫生活。他每天到那里劳作,总会不由自主想起白居易的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诗是白居易在忠州东坡散步时所写。苏轼更爱黄州东坡,他不仅散步于斯,还躬耕于斯。软风细雨中,新芽带露,西风雁声里,果实飘香;有时喝醉了,就煮园中的蔬菜解酒。田居生活带给他无穷的乐趣,他给自己起了个号叫东坡。宋人周必大说:“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必源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讲话》)这种推测是对的。

苏轼成为苏东坡,对他个人来说有更深远的意义。他更理解了陶渊明,明白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真意。做官不是第一位的,一个人应该活出真我;平淡自然而又知足常乐的现实生活,何尝不是乐趣。苏轼自言:“我蓑衣箬笠,放浪于东坡之下,岂复能事公卿哉!”(《东坡志林》)“人生须底事而贪耶?”(《撷菜》)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在东坡耕作之余,他一遍遍地抄写佛经,特别是《金刚经》。人最难的,就是安放自己的心。喜怒哀乐贪嗔痴,都是从心里升发出来的。他默颂佛经,觉悟真谛,释家的光辉逐渐照在了这位孔门骄子身上。

夜晚则到处闲走,当黄州沉到无边的黑甜乡时,他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风景。一次,他在寺庙散步,一只鸟在树上孤独地飞来飞去,这是一只什么鸟?它在寻找什么?它要到哪里去?他突然想到小时候读书,母亲在旁边陪着,当他诵读到《范滂传》时,母亲发出了长长的叹息。他问:“我如果做范滂,您会同意吗?”母亲流着泪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了么?”苏轼也感愤激发,母子相对而泣。范滂,在汉代被当做党人,被抓,死于狱中。“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范滂与母亲挥泪诀别,范母凛然说:“你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往事如昨,而现在苏轼竟也做为党争的牺牲品,差点死在狱中,于是他为黄州这只鸟谱写了一曲:“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有时他放浪山水间。暮色渐起,白露横江,云在赤壁月在天,载满清梦的小船飘流在晃动的星河上面。这长江水啊,从古到今滔滔不息,多少英雄豪杰在涛声中成为过客!人生太短,为什么总是忙忙碌碌争荣辱?为什么不闲下来尽情拥抱可珍惜的生活呢?

在东坡躬耕的岁月,苏轼完成了人生的一个转变。他原先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大夫,一个有才情的文学家,在经历了种种生死劳苦的考验后,终于成为震烁古今的旷世大家。他的思想更深刻,为人更洒脱,诗文也有了更强的穿透力。当然,朋友也越来越多。

乌台诗案原是悲剧,在黄州东坡搭建的这个简陋舞台,苏轼将它演成了一场励志剧。遭遇穷厄,却能坚守初心;远离名利场,却不消磨时光,苏轼给很多人提供了借鉴。这也是我们爱苏东坡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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