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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小学记(谢耀德)

点击率:4660
发布时间:2017.05.05

年初因事回木垒,朋友介绍与东城小学校长王建锋见面,他说今年是母校80年华诞,学校正在策划庆祝活动,时间初定在七月份,他也是为此事而来。建锋是70后,比我小几岁,沈家沟人,说起来我们还是亲戚。我们共同回顾了许多的老师和校友,校园生活、少年往事、故土亲情,仿佛时光重现。我俩在宾馆房间里喝着茶聊着天,不知不觉谈了两个多小时,我答应他如时间允许一定参加校庆。随后的联系中得知,因某种原因,校庆活动时间可能有变,再后面就没有细谈了。

国庆节后的某一天,建锋打来电话,说一周后要搞校庆,问我能否回一趟东城。恰逢这段时间工作忙,时间紧,路途远,难以成行。

然而,此事却成为一块心病,时时记起。对于母校,实在有太多话要说,断断续续写下一篇文字,记录我所知道的有关母校的一些历史,题名《东城小学记》,以为纪念。


从国立东吉尔学校到东城镇中心学校


东城小学,顾名思义,就是东城之小学。东城最早建立的学校是小学,后来建了中学,有初中,也有过高中,现在又变成小学。其实也不尽然,至少说不够准确。而要准确地表述清楚这一切,还需要翻开东城两百多年的历史,只有把这些陈年历史抖落清楚了,学校的历史也就一目了然。

东城古镇,清代中叶闻名北疆,至今已有250余年。东城最早叫东吉尔玛台(史料上也写作东吉尔玛泰、东济尔马泰)。吉尔玛台是蒙古语,意思是有小鱼儿的泉水窝子。据说这个叫法与成吉思汗有关,这样一来,又把东城的历史往前延伸300年。可以想象,当年蒙古骑兵风尘仆仆来到东城地界,见到溪流淙淙鱼儿畅游的河谷,一定大为欢喜,随口就喊:“吉尔玛台!吉尔玛台!”他们来到东城西边的西吉尔,又看见同样的情景,于是就有了东吉尔玛台和西吉尔玛台两个地名,也就是后来的东吉尔和西吉尔。至今,西吉尔这个名称一直沿用。

其实,东城地界上古人类活动的历史有3000多年,位于东城镇南三里闻名遐迩的四道沟古人类村落文化遗址,是新疆地区发现最早的农耕文化遗址,被誉为“新疆的半坡文化”。然而,太久的历史都是文化遗迹,与东城小学无关。与学校关系最大的,还是东吉尔玛台。

据《清史稿》记载,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朝廷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沿丝绸古道新北道修城筑垒,驻兵屯垦,在东吉尔玛台设管粮巡检司一名,归奇台通判管辖,主要负责管理木垒河、白杨河、西吉尔、英格堡等五渠粮草收缴事宜。乾隆三十八年建成东吉尔玛台城堡,驻军300余人。可见,清朝中叶这里就是一片繁华之地。官方称东吉尔玛台城,民间多叫东城,因为它是奇台以东最早最大最繁华的城堡。民国时期,官方称东吉尔,后来还是叫东城了。

东城最早的教育始于清末。据《木垒县志》记载,清宣统二年,即1910年,王佐、张耀仁、张瑞基等人分别在旧户(今新户乡)、西吉尔、东城开办私塾。据说张瑞基先生办学时,每个学生每年的学费是一至两石粮食,对于屯庄大户和陈家等富户自然不算什么,平常百姓人家肯定负担不起。第二年,清朝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

1912年,杨增新被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省长、督军。关于杨督军,老辈人赞赏有加,原因是老督军关心百姓的生存,维护了新疆的稳定。查阅新疆历史,尤其是晚清民国,杨增新执掌新疆的17年时间没有发生大的战乱。而内地军阀混战,烽火硝烟、战火连天。这里面有许多原因,当然与杨督军的执政思想和手段分不开。因为整个新疆局势相对稳定,东城古镇社会安定,私塾一直在办,直到1928年杨督军被暗杀,这段时间的私塾先生是否有变化,不得而知。不过,当地富户人家的孩子却是享受到了教育。

金树仁执政后,采取一些急功近利的政策,且推进太快,引发社会矛盾。金是河州人,任人唯亲,重用了一批甘陕人,尤其是他的亲属同乡,民间流传,“会说河州话,就把马刀挎”。人称“尕司令”的西部枭雄马仲英两次进犯新疆,疆内“避难”的白俄军蠢蠢欲动,几个失意的少壮派联络手握重兵的盛世才意图夺权,各方势力伺机而动,内忧外患,金氏最终倒台。但是,金树仁也并非一无是处,他曾大力创办教育、筑路开矿,这些是应该肯定的。尤其是乡村教育,他要求50户以上的乡村都要办学,这对新疆教育的推进有一定积极意义。盛世才掌权之后,打败马仲英,收服南北疆,开始实施他的新政,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发展教育也是盛氏新政的内容之一。1934年,盛世才提出的“八大宣言”,第六条就是“扩大教育”。1935年提出的“九项任务”,第二项就是“发展经济和提高文化”。在延安派来的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盛世才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也吸引了内地的文化界人士来到新疆,比较有影响的是赵丹、沈雁冰、杜重远等人,他们对新疆的教育和文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那一段时间,对新疆教育做出贡献的,还有一支队伍,那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官兵们,尤其是在塔城、伊犁、喀什等地为政的义勇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他们是亲历过日寇侵略、饱尝过国破家亡亲人离散的痛苦的战士,他们深知救国救民应该做些什么,他们力所能及地为国出力,在边远地区大力兴资办学,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在三年时间办起各类中小学校300多所。最具有代表性的,如:著名抗日义勇军将领刘宾将军的夫人关岳铭创办的喀什区立女子学校,并且她亲自担任第一任校长,招收维吾尔族和汉族,实行双语教育。时任塔城地区行政长官的义勇军官兵赵剑锋,发动地方王公贵族捐资创办了乌兹别克学校、塔塔尔学校、哈萨克族学校等等。

东城最早的官办学校是民国25年,即1936年民国新疆政府设立的国立东吉尔学校。

此时正是盛世才执政时期,也是他实行“六大政策”之初。这时候的盛世才,大业初定,雄心勃勃,梦想着要建立一个新新疆,实现他的独裁梦。不管盛世才怎么想,也不管后来人怎么评价,对于当时的新疆来说,创办教育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事情。

这时候,木垒也遇上了一位难得的好县长,他叫董率真,是一位有思想的人。我查阅过《木垒县志》等文史资料,整个民国期间,从1930年木垒正式建县至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19年时间先后有17任县长(包括代理县长),董率真是第四任,执政1年8个月,口碑最好。他为人正直,整顿吏治,扶持生产,办学禁烟,深受百姓爱戴。时至今日,他惩治东城大烟鬼陈地主的事还在民间流传,老辈人提起了依然津津乐道赞不绝口。他让偷偷在家抽大烟的前任县长修学校的事更是一段佳话。也正是因为他的坚持和努力,东城古镇开办起第一座正式的学校,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凭着他的为人和慧眼,发现并任用东城地界上有文化有人望的赵文科先生当第一任校长是正常的,也是非常正确的,是千里马遇到了伯乐,对于董县长这个伯乐发现赵文科这匹千里马,我深信不疑。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巧合,他们的相遇就是一种机缘,也是东城小学的福分。

然而,董县长的好运却不长。他虽然努力贯彻盛世才的“六大政策”,大力办学禁烟,整顿吏治,自己却遭了陷害,被盛世才撤职查办。民间传说这位董县长可不简单,曾经去过苏联,思想激进。也有人说他参加过“迪化暴动”,具体细节无人知晓。不过,他的确是一位有思想的人,早在那个时代,他已发现当地老百姓过度砍伐山上的树木做烧柴将会造成水土流失,他积极倡导植树造林保护环境,应该是具有先见的。据说董县长后来死在迪化监狱。关于他的信息,我在史料中没有再看到过。

盛世才终归只是盛世才,不是盛世之主。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积压的民生问题、民族和社会矛盾日益严重,最终发生重大事变,因“柯克托海暴动”“巩留事件”引发草原巨匪乌斯满和三区革命,让盛氏焦头烂耳,三区民族军紧逼迪化城,他不得不向中央求救,中央军进驻新疆结束了他的独裁统治。

新疆和平解放,东城划归西宁区,1950年,学校更名为木垒河西宁区第一小学。1958年大跃进时期,建立上游公社,学校更名为红星小学。1972年改称东城公社,学校更名为东城小学。虽然我们也是深受文革影响的那一代,但凭心而论,我却喜欢文革时期的这个学校名称,因为我上小学时就叫东城小学,中学叫东城中学,始终有一种亲切感。1984年恢复乡级人民政权,学校更名为东城乡中心小学。2001年,随着撤乡建镇,学校更名为东城镇中心小学,先后合并了东城口小学、孙家沟小学、沈家沟小学等村级小学。2005年3月正式冠名为东城镇中心学校,成为木垒县乡镇办学规模最大的小学,招生辐射方圆40公里。

现在,学校下辖一个村级小学、三个幼儿园,学生178名,由汉、回、维、哈等多民族组成,教职工52人。我查看了相关资料,解放之初的国立东吉尔学校共有学生169名,与60多年后东城镇中心学校学生数量历史性的接近,这难道是一种巧合,还是另有说法。


从赵文科到赵学义,祖孙二人四任校长


说起东城小学校长,自1936年建校至今,共有21任。赵文科赵学义祖孙二人当了四任,在东城百年历史上是要大写一笔的。

赵文科先生,人称赵校长,在东城鼎鼎大名,老辈人提说起来,一个劲儿地赞赏,可见当年他是多么受人尊敬。他是甘肃河西人,满族,生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民国22年随马仲英的队伍进疆。

关于他来东城之前的历史,始终是个谜,尤其他与马仲英队伍的关系。我曾经采访过东城地界上几位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听说过一些事情,但也不确切。去年冬天去东城时,我的小学同学万寿的80多岁的老母亲清楚地记得,赵文科先生是民国22年到东城的,因为她是这一年生的,她的母亲始终跟她说这件事,应该没错。

民国22年,即1933年,马仲英第二次进犯疆,他兵分两路,一路从吐鲁番过干沟进攻迪化城,一路从巴里坤翻越东天山,攻下木垒河古城子(奇台)、孚远(吉木萨尔)三城,一路西进夹击迪化。5月22日,马仲英率部在一碗泉集结兵力,第二天傍晚木垒河县城就被攻破。为避免杀戮,当地商会主动劝说西城抵抗士兵放下武器,各乡相继缴械。也就是说,赵文科先生就是1933年5月底到东城的。

那年6月12日,马仲英在滋泥泉子与盛世才决战,是夜天降大雪,马军士兵身着单衣,冻伤无数,败退吐鲁番。马军败退之时,驻扎在木垒河古城子孚远城的士兵全部撤退。赵文科先生留了下来,开始在东城行医治病,人称赵郎中。在东城行医的,还有一位人称杜老五的,实际上是卖药材,他为人也很善良,刚解放那年就去世了。他老先生的儿子后来成为东城中学很有名气的物理老师,我的哥哥姐姐都受教于他,我虽然没有听过他的课,却早知道他的大名,他的妻子倒是教过我。不过,有一件事让他很沮丧。他妻子连生几个丫头,他是家中独子,在传统乡村,香火观念非常重,杜老师长吁短叹,总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来。那时候刚开始计划生育,好像他们夫妇的工作还受到了影响,后来的情况就不记得了。

赵文科先生为什么跟随马仲英的队伍而来,这件事让我非常好奇,颇具神秘色彩,至今也不知其详。我电话采访过他的两个孙子,赵学义和赵学军,他们现在也是爷爷辈的人了,对于他们的爷爷,许多事情也说不清,对于随军之事也不知确切,时间太久远了。或者,赵老校长真有什么难言之隐,不能告诉他人。有一点是确切的。他不是军人。也就是说,他不是马仲英的兵,也没有做过坏事。东城老辈人都这么说。

据说,赵文科先生在甘肃河西也算是富裕户,从小受过教育,学过医。后来染上赌博,输光了家产,可能避债离家,也或是痛改前非,行医为生。恰好遇上马军,被裹挟为后勤或者医务,都有可能。不过,无论如何,他在东城有口皆碑,是个好人,从未听说过他参与赌博之事。他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这是他的福分,也是东城的福分。

赵文科先生在东城行医行善,积下人望,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先生,是个读书人。他有文化,有思想,有想法,时运来时,他的机会就来了。行医两三年之后,即1936年,政府要在东吉尔设立国立学校,需要老师,需要校长,恰好遇上有一双慧眼的董率真县长,赵文科先生就成了不二人选。其实那时候学生不多,老师和校长合起来也就三两个人。赵文科先生当了五六年校长,后来是杨文辉和易鹤先后接任。关于杨文辉,只知道他之前是比国立东吉尔学校晚两年成立的国立西吉尔学校的校长。易鹤先生是一位内地人,可能是黄河发大水迁移新疆的那批难民,他们中许多有文化的人到了新疆都教书谋生。

三年后,也就是1946年初,赵文科先生再次担任校长,又干了一年多时间。期间他加入中国国民党,担任过木垒河县第七党部书记,党务活动主要是每周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每月一日举行一次月会。1948年之后,他不再担任校长。随着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大举南下,国民政府摇摇欲坠,木垒河县的国民党党部活动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赵文科先生捡起老行当,开诊所行医。当地人还是习惯性地称呼他赵校长,人们似乎觉得,只有校长这个称谓才配得上他,才是对他的尊敬。

解放后成立东城卫生所,赵文科先生成为卫生所的大夫。1955年,我祖母突发阑尾炎,请赵文科先生看过,说需要动手术。那时候卫生所条件实在简陋,木垒河县医院也不具备动手术条件,更何况东城小镇。后来,父亲驮着祖母去了木垒河,治了一段时间,祖母就去世了,母亲说祖母是疼死的。今年春天,我的阑尾炎复发,原本想保守治疗,不想三天后阑尾穿孔,不得不手术。阑尾炎的病痛我有亲身体会,祖母所受之罪可想而知。痛哉!

文革期间,赵文科先生曾经的国民党员经历成为历史污点,他被下放到生产队,在大队当干事的儿子也受到牵连,回到生产队劳动。

赵文科先生是1976年7月20日离世的。他最小的孙子赵学军先生微信聊天时曾自豪地跟我说:“我爷爷和毛主席是同一年出生的,跟毛主席同一年去世的……”

是啊,赵文科先生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在东城百年历史上极具影响力,是值得后人尊敬的。

关于赵文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交待。他进新疆之前有一房妻室,生有一子,到东城之后,又娶一妻,生有二子。几年后,前妻带着儿子来到新疆投奔他,赵文科置地置房,安排他们母子种地生活。长子叫赵生荣,生有三子,长子长孙赵学仁完成学业,后来支援南疆,几年后到了鄯善,当过县长。次孙赵学义中学毕业后一直教学,1972年初当了小学校长,直到1980年。

文革末年,在生产队当支书的父亲作为工农兵先进分子走进学校。那是1976年初,父亲任东城小学党支部书记,代政治课,也是勉为其难。父亲打小没进过一天学堂,是在农民扫盲班识得字,勉强能够读懂报纸。不过那时候讲课好像容易些,念课文,板书,改作业,考试,判卷子。这样过了两年,父亲又回到了生产队。

父亲在学校时,与赵学义校长是搭档,两个人一个负责行政一个负责党务,也算合得来,关系处的一直不错。

赵学义因病离开校长岗位后,先后由郭永焱和李炳丁接任。1986年初,赵学义再次担任校长,又干了两年。

从赵文科先生1936年任校长至其孙赵学义1988年卸任,东城小学走过了50年春秋,不容易啊!祖孙二人对东城教育事业立下不朽功勋,这是值得人们记忆的。

赵学义卸任校长之后,先后由杨佩芝、周振武、武山海、金生庆担任校长,这些老师我都非常熟悉,金生庆还是我家邻居。金生庆之后,就是现任校长王建锋,40出头的他已经是在位11年的年轻的老校长了,他对学校发展到目前的规模和建设付出了许多努力。


东城的教育闻名一时,到底有什么秘密?


老辈人说,清末民初,东城地界商客云集,城城子周围到处是油坊醋坊,酒肆商铺、票号当铺、药铺杂货铺,要有尽有,非常热闹,可以说是古城子(今奇台)东面最热闹的地方。商客农夫、贩夫走卒,都“东城、东城”地叫着,时间久了,原本的“东吉尔玛台”、“东吉尔”这些官方名称,都没有“东城”这个名号来的简洁明了,还那么的形象、大气,且有一种名副其实的厚重味道。也许,这就是东城之名流传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说,东城南山的沟谷坡地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相对封闭,内地商人发现这一带非常适合种植鸦片。鸦片就是罂粟花,也称鸦片花、大烟花,花大艳丽,香气浓郁。我小时候在南山坡谷见过野生罂粟花,成熟的籽儿嚼起来很香,却没把它和毒品联系在一起。

东城南山最早是什么人开始种鸦片的,没有人确切知道。老人们说,本地人并不知道鸦片的种植。那时候,内地商人雇人赶着木轱轮高车,以拉木头的名义沿着山坡上山拉货,久而久之,车轮碾出一条长长的车辙路,当地人就叫车路梁(也说是车轮梁)。至今,这个名字还这么叫着。

解放初年,新疆的教育基础非常薄弱,全疆只有7所中学,天山东部几个县只有一所中学——奇台中学。1952年考入奇台中学的18名木垒学生中,有10名是东城的,这批学生后来有7名考入乌鲁木齐市第一师范,当时师范班只有19名学生。第一师范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是新疆最早的中等学堂,名气很大。对于东城这样一个偏远小镇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然而,这个奇迹又是怎样发生的?而要说清这一点,还必须回顾一下民国的教育。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也被学者们称作思想的黄金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中华民国时期,时间间隔两千多年,许多的情况却非常之相似。

夏商周三朝,夏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形态,实际上是部落联盟。夏桀残暴,吊民伐罪,鸣条之战,殷革夏命。商纣荒淫,周伐商汤,牧野之战,周代殷商。西周时期,周天子始终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到了东周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并起,国家进入分裂时期,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秦穆公,被誉为春秋五霸,也有史料说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公元前534年,韩赵魏三国分晋之后,进入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割据一方。前后近550年,出现了老子、孔子、庄子等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儒家道家兵家墨家法家……诸子百家,群星灿烂,创建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体系,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影响深远。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创造了辉煌的汉唐文明、两宋文明、康乾盛世,很长一段时间,长安都是世界的中心,丝绸之路的起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统治僵死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人们的思维,阻碍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历史推进了200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让自诩天朝盛世的国人开始觉醒,一些先知先觉者已经意识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的解放,那么,中华民国时期就是教育的解放,一场教育革命悄然兴起。中国最早的新式小学堂出现在洋务运动之后。1904年,清朝政府公布并实施了“癸卯学制”,把中国教育推上近代化轨道。

癸卯学制的实施,极大地推进了新式教育的发展。新式学堂有别于传统私塾。私塾学校最早起源于孔子时代,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新式教育对于未来中国而言,更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传统私塾属开蒙教育,学的都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之类旧书。新式教育借鉴了西方的教育模式,增添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容。“五四”运动之前,民国政府颁发了《小学校令》和《国民学校令》,要求各县大力开办高等小学校和国民学校,并且通过立法的方式废除小学读经,采用新编的教科书,主要有《国语》《算术》《自然》《修身》,还开有体育、音乐、公民、常识(自然、历史、地理)等,一些条件好的学校还有英文、大楷、小楷、美术(图画)、手工(劳作)、游戏等课程。新式教育要求老师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学生理解,依据学生心理,循循善诱,按照课堂节奏循序渐进,系统掌握科学知识。课堂之外,还增加了课外活动,调节学习气氛,丰富学生生活,开展各项体育活动强身健体。

相对于全国,新疆的新式教育稍晚一些,这里自然有新疆偏远等特殊因素。相对于周边,东城的新式教育还算跟得上。奇台新式教育早在清宣统二年(1910),奇台县设立官办学校三所,均是新式教育。木垒河的第一所新式学校是1935年由娘娘庙改建的。真正的官办学校是1936年建的国立木垒河学校与国立东吉尔学校,相对较晚。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多年之后,东城富家子弟受到了教育的恩惠,成为有文化的新人。解放之初,东城成为周边最好的学校之一,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师资力量强,二是教育基础扎实。1952年整个木垒河县考入奇台中学的18名学生中有10名出自东城学校,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明。

奇台中学1951年成立,是当时新疆仅有的7所中学之一,是天山东部唯一的一所中学,教学水平很高,许多老师都是内地下放来疆的大学教授,还有一名北京的教授是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生。几年后,也就是1955年,这批学生全部考到乌鲁木齐市第一师范、八一农学院、省干校等,轰动一时,成为东城的骄傲。时至今日,我父亲还说他们是东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们中有7人成为专家、教授和高级教师。这7人分别是:张明生、武正元、何开发、何天寿、张国才、曹继德、王开选。张明生考入八一农学院没有去上,后来考到北京邮电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西安机电厂,后来成为高级工程师。小时候听说他是一位军工专家,非常好奇,据说他每次探亲回新疆有警卫保护。事实上,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我,高考那年我也曾梦想过军事院校,不过没有成功。武正元在乌鲁木齐市第一师范毕业后,在市第六中学当了一年教师,后来被推荐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两年,之后到石家庄一所中学当教师,成为高级教师。何开发在第一师范毕业后到新疆师范大学,成为教授。何天寿在第一师范毕业后到喀什二中教学,成为高级教师。家在水磨沟的王开选一直在东城读书,他在第一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八一中学,后来成为高级教师。张国才在第一师范毕业后到英格堡学校,成为高级教师。

这一批人基本上都是1936年前后出生的,与我父亲年龄相仿,有几位跟他是小时候的玩伴。不过他们大部分都是富家子弟,至少也算是富裕户,而我祖父身体残疾,靠锥鞋钉鞋糊口,一家人生活困难,父亲自然没有机会上学。后来,我电话采访张国才先生时,他告诉我一些事情让我非常惊奇,他说:“我在乌鲁木齐市第一师范读书时还学习过你父亲。”那是1959年春天,刚满21岁的父亲担任新成立的上游公社二大队副队长,因为出色的劳动被评为自治区劳模,在全疆范围内学习他,《新疆日报》报道了他的事迹。关于这件事,我听父亲说起过,那时候他正申请加入共青团,当模范后直接批准入团,并且出席了县团代会,成为主席团成员。说起这段往事,父亲总是很激动,苍老的脸庞顿时焕发出亮堂堂的光芒,非常的自信,自豪。

是啊!父亲应该自豪。虽然家境贫寒上不起学,他却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干劲和勇气,干出来了,成为劳动模范,成为全疆人民学习的榜样。当他的那些家庭富裕一直上学的玩伴们在乌鲁木齐市第一师范上学的时候开始学习他,他们心里会是怎样想的?我问过他们中的一位,他笑了笑说:“你的父亲很能干!”其实,我真的想知道他们当时的真实想法。因为,我之前知道一些有关全国劳模到大学演讲的事情,时代不同,或许许多情形也不一样。但是,那时候究竟怎么个不一样法,时过境迁,已经无法知道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七老八十,行动不便,也或思维不灵了,没有办法详细交流。我想,如果父亲当时知道他的那些玩伴们在新疆最高学府——乌鲁木齐市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他这位劳模,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时至今日,说起这件事时,他老人家笑得很开心,那种自豪无以言表。

可是毕竟父亲没有文化,最终还得跟土地打交道,这是父亲的遗憾。关于父亲的这些遗憾之事,我在《父亲的自传》一文中做了比较详尽的讲述,不再复述。

说起那一批人,还有一位不得不提,那就是刘月英,年龄大约比张国才他们小两三岁。她是东城第一位考进省城乌鲁木齐市的女学生,可谓东城才女,为后来人树立了榜样。而她上学之后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我家兄妹六人的读书经历也是一段历史记录


因为祖父祖母过早离世,父亲17岁就结婚了。母亲与父亲同岁,他们18岁就为人父母,在那个时代或许也算正常之事。父亲没有上过学,母亲在1951-1952年读了两年书,而我们兄妹六人全部完成了学业,也算完成了父母的学业,也完成了他们的心愿。

我大哥生于1956年,1964年入学。大哥上学时,学校叫红星小学,在老学校西面的一座四合院里。其实也算不上四合院,一面是围墙,两面是教室,大门对面是几间老师的办公室。老学校就是国立东吉尔学校旧址,成立之初是利用乡公所的公用房。民国末年,政局动荡,乡公所的一部分房屋曾经被警察局占用,老学校里也驻扎过省军的民族连、马仲英部队的一个排、马步芳骑五军的一个连。1957年人民公社搬迁至此,学校迁到西边的院落,先后经历了赵文科等9位校长,历时20年。

大哥上学那年,第十任校长王伟德刚刚上任。第三年,二哥也走进红星小学。二哥在他的《我的小学时代》里有一段回忆:“吃过早饭,我背着母亲缝制的书包,踩着泥泞弯曲的乡间车马道,跟着哥哥来到了学校。因学校离家远,以前不曾去过,一无所知,傻呆呆任由老师领进教室安排座位……”

二哥是春天入校的,上学没多久,文革开始了,学校的文化课没多少,大部分时间都去学工学农了。高年级学工,低年级学农,学工就是捡动物骨头熬制肥皂,上山挖矿石加工粉笔。其实做的都是残次品,要说收获,或许就是让学生们了解了肥皂和粉笔的简单加工过程。大哥二哥都在学农组,在公社大院有一块菜地里除草施肥,也没有学到什么科学知识。

我出生的第二年,即1969年,姐姐入校,还在红星小学。一年后,大哥小学毕业去了农业中学。农中在四道沟,离家有三四里地,大哥每天早晨早早去上学。

姐姐上三年级那年,三哥也入学了。姐姐说那段时间他们在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挖防空洞。防空洞的洞口在教室,从讲台前面的空地向下挖,老师和年龄大一些的男同学在地下掘土挖洞,挖出的土装在莵儿条框里吊上来,再由地面上的学生送到校园外面的空地。姐姐说那时候他们每天都要提土,小个儿的学生两个人抬着框走路也很费劲,不过他们干得却很快乐。

姐姐上四年级时,也就是1972年,学校迁至古城堡东北角坡地上,寄骨尸(什)庙遗址那一片,正式改名东城小学。学校的校舍都是新建的,校园地面高低不平,学生们又开始了平整地面,继续修建校舍的劳动。姐姐说那时候正值文革高潮,每天都有批斗会。一个从上海下放来的女老师,因为长得好看,穿着打扮漂亮,脸上有一小块青迹,当地人说她身上有妖气,也被当作牛鬼蛇神批斗,还在人家脖子上掛了两只破鞋子,逼着她喊“我是破鞋!”“我是牛鬼蛇神!”……

1974年秋天,大哥在县城读了两年高中毕业后做了代课教师,第二年春天当了兵。这年秋天,我跟着上五年级的三哥踏进东城小学大门,开始了小学阶段的学习生活。在课本上看到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我似乎隐隐约约记起姐姐曾经说过的那些事情。

姐姐说她升初中考试时有一道政治题填空填错了,当时正在反苏修,她写了苏联。回家后越想越害怕,后来强壮胆子到了学校,恰巧碰到校长,立刻放声大哭起来。校长就是那个曾经被批斗过的老师,问明了原由,不仅没有批评她,还找出考卷让姐姐把那个填空抹了。姐姐说,当她把苏联二字涂抹的一点都看不出痕迹,一颗心才放了下来,那个时代真是扭曲了人性!

细想起来,我上小学时还是有些捣蛋的,曾经跟着班上年龄大点的学生从屯庄水洞里钻进去偷树上的杏子,也偷过公社果园里的苹果,晾过相,受过批,也挨过父亲的责罚。在中学的姐姐和三哥都很优秀,一直是三好学生,他们的表现经常传到小学,也让我惭愧不已。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妹妹跟着我上了小学。这时候,文革已经结束,“四人帮”被打倒,我们依然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写标语喊口号。记得最清楚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每天都要听老师读报纸,听战斗英雄的故事。记得那时候还要写读后感,老山前线、猫耳洞、地雷密布、炮火连天,从老师那里借来的一份报纸,我们几个人一起看,一边看一边记下故事细节。

二哥初中毕业后在生产大队学习开拖拉机。二哥喜欢折腾,他给我们做过飞机模型,恢复高考后他每天坚持学习,最终考入乌鲁木齐技校。两年后,也就是1979年,姐姐高中毕业、三哥初中毕业,他们一起考学到了昌吉,一个在卫校、一个在农机学校,虽然都是中专,这在东城也是一个奇迹。

至此,我们家的一切都开始好转。大哥在部队提了干,后来进入自治区政府,今年从正厅级岗位上退休。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独山子工作,边读书边创作成为一名业余作家。20多年来我曾五次回木垒,两次专门带着妻儿去东城。值得庆贺的是,今年十月,儿子成功考进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选自谢耀德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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