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在干嚎，象只瘦猫有气无力。女人心急地在屋里来回走动，显然想不出一点办法。孩子都出生一个星期了，女人一点奶水都没有。养不活这孩子怎么对得起李家的列祖列宗呢，可是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只靠那点野菜糊糊又怎么能有奶水呢？女人似乎下定了决心，翻起床上的草帘垫拿出了那一张粉红色的半斤粮票，揣好那数了无数次的九角七分钱，坚定地走出了家门。

五月的小村早晨，阳光明媚，走在明亮的阳光里，女人有些眩晕不得不站定了好几次。村口那几棵石榴花像火炬一样的开放着，催人奋进。秧苗已经栽插完毕，田水已经变清，上下天光，头顶脚下都流动着白云，走在那田埂上仿佛置身于天空里的天桥。女人低头小心的走着，认真的踩好脚下每一步，偶有青蛙跳到田水里，惊动了白云，引来一片蛙声。

穿过这片田野，翻过百吉楼丫口，不远处就是供销社。女人想好了，一定要好好求求那个胖脸的售货员，除了买半斤饼干，剩余的钱求售货员买点白糖。女人已经借遍了整个小村也没有借到白糖票。把饼干泡成糊糊加点白糖，仿佛那孩子就有了救。

孩子的父亲被迫在前面的大队综合厂劳动，女人不敢再去说孩子的事烦他，头天他还被在那百吉楼的操场上挨了批斗，一切困难只有自己想办法。前面的百吉楼给女人很多美好的回忆，幼小的时候，她常跟着母亲去进香求佛，总有可口的贡果。长大些她在那里读完了小学，又到山那边的猫街上中学，在小村里女人算是有文化的，可当下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么美丽的一个小村，人们却不得不忍受饥饿，田里的庄稼长得不好为什么不去除草施肥，却是天天在那里搞阶级斗争，这些，女人只敢在心里悄悄的想想。此刻她很想走进百吉楼为孩子求佛保平安，虽然那泥土的佛祖已被破四旧破了去，但佛的灵应当还在。现在大队部在里边办公，谁还敢去搞这类的封建迷信。只是孩子是出生在端午节，听说这是福大命大相，这又给了女人不少的安慰。

爬上了那小山坡就是百吉楼丫口，到达丫口的时候，女人已是虚汗淋淋。她小心地拿出那张粉红色的粮票看看，小心的捧在手里，仿佛捧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就在这时一阵风穿过了百吉楼丫口，粮票连同地上的落叶被风卷着吹向那条深深的山沟，女人心紧缩了一下，满身虚汗突然干了。当女人艰难的爬下山沟时，满沟的粉红色的落叶在风的煽动下扭动着丑陋的身躯在舞蹈。女人此时已没有了泪水，爬下，仔细寻找，仿佛那满沟的落叶里就藏着她孩子的生命。

不知女人是怎样从那满沟的落叶里找到那半斤粮票来的，当她急急的奔向那供销社的时候已是黄昏。就在接近供销社的那一刻，女人彻底失望了，供销社的大门黑洞洞的关着，一把大锁稳稳的挂在那里。来不及犹豫，不知此时婴儿在床上还能不能有哭声。

第二天，女人被安排到生产队的田里除草去了。

三十年后，我终于在城里谋到一个工作，有了个家。终于，我能够把母亲接到城里生活。那些有母亲在身边的日子我幸福无比，可母亲的一些生活习惯总是让我很难容忍。母亲似乎永远是忧郁的，除了认真的送我的女儿上学并不多说一句话，吃饭总是落在后面，女儿贪玩，每天都有剩饭，母亲总是乐意吃这些剩菜剩饭，多次批评没有半点改进。那个饭后的黄昏，太阳的余辉射进母亲的卧室，照在母亲凝重而忧郁的脸庞上，母亲紧盯着一张粉红色的小票在看。我想是时候和母亲好好聊聊了，她应当尽快适应这城里的生活。我走进母亲的卧室。母亲给我说了这半斤粮票的事，那个当年床上瘦猫一样干嚎的婴儿就是我。我还能说母亲什么，沉默不语地走出母亲的卧室，此后任由着母亲的习惯生活，不再有半句批评的话语。

女儿上学的路上有一个大型超市，母亲把女儿送到学校后，总喜欢进超市逛逛，最让母亲留恋的是那几个装满黑糖、白糖、糯米，粉丝的大木箱子。我的兄弟姐妹们也常给母亲一些零花钱，可母亲每次进超市只是欣赏就足够了，并不买任何东西。慢慢的母亲与我也多了一些聊天的话题，常给我聊那超市里的故事，各种婴儿奶粉的品牌她是清清楚楚，还知道现在饼干不叫饼干叫派。

母亲走后一段时间，我突然想起那张粉红色的粮票，翻遍母亲的卧室和遗物，终于没能找到。我想天堂里是不会用粮票，糖票的，母亲带走只是作为纪念吧。每年的清明节我必定回去看望母亲，那条翻过百吉楼丫口的山路已修成了柏油马路，每次经过百吉楼丫口时，我总是不自觉地摇起车窗，生怕那百吉楼丫口的风又这样横吹过来。

选自2017年1期《牟定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