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辈子，谁都希望活得轻轻松松。其实，所谓轻松只是一种奢望，人就生活在无穷的麻烦中，人永远行走在艰难奔波的路上。

我的孩童时代，生活的艰难重负都由父母担着。但生活的艰难困苦与社会压力很早就让我备尝艰辛。1996年“文革”风潮来临，我家所在村子由于离旗政府近，受旗里动乱的影响，村子里有些不安分的人立即投身这场“革命”，他们参加了简称“东总”的东方红造反派。我家属于外来户，历来受村里大户的排挤欺凌，我们只好投向与“东总”对立的“联总”。其实，“东总”要干什么，“联总”又是干什么的，我们并不了解，我们是被逼无奈走出这一步的。村里的“东总”不容我们，我们参加“联总”后又让他们非常恼火，不久即寻衅打上门来，逼得我和我父亲离家外出打工。在参加一次“联总”的活动时，我和我父亲被围在永来成一户村民家里，我们用菜刀斧头坚守，外面的人才没敢冲进来。这件事让我想到，“东总”确实有坏人，像我们村里那些刺头，什么都不懂，什么坏事都敢做。而“联总”是些什么人呢？我们被围困的地点离“联总”大本营一步之地，曾有人给他们报了信，被围困的还有树林召乡两三位领导，“联总”竟然无动于衷，以致我们被围困长达十三个小时。从此之后，我对“东总”、“联总”都冷眼观看，我总的想法是“东总”惹不起，“联总”靠不上，我们处于遭受欺凌与孤立无援的弱势境地。我作为一个贫苦的农家子弟，在尚未成年的时候就被卷入动乱的社会风潮，不得不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思想沉重，生活艰难，开始步入负重前行的人生旅途。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参加了工作。当时我家所在村子是全旗学大寨样板村，所有土地都不许种糜麦，全部种高粱玉米，高粱玉米产量高，说是多产粮食支援亚非拉人民。全村人的口粮全部是粗粮，一日三餐上顿下顿都是高粱玉米，村民们苦不堪言。我妈想办法把玉米做成许多种吃食，但玉米无论如何没有白面和糜米精气，怎么做也不顺口。我下乡所在的沿河村社都种的糜子，喂牲畜需要玉米，他们每年都花钱买一部分玉米。得知这个情况后，我提出用玉米和他们换一些糜子，人家立马同意。我回家一说这事，不亚于喜从天降，全家人非常高兴。我用毛驴车装了七麻袋玉米，赶着车上了路。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车上麻袋包挤得满满的，人也没个坐处，再说也冻得坐不住，我就赶着车子紧步前行。半前晌走开一直走到天快黑的时候，才赶到黄河边上那个村子。第二天早上把粮食换过，天黑的时候才到家。我当时的身份已经是旗里的干部，我赶着毛驴车两天奔波，路上也曾遇见熟人与同学，他们说为甚不找个人赶车，有点笑话我的作为。而我并不觉得丢人，我肩负着改变家庭命运的神圣责任，我鄙弃那些世俗的虚荣。我的换粮成功给全家人带来欣喜，妈妈笑容满面，她给我说村里人们羡慕我们家吃糜米饭。这是我工作后为家里办得最大的事情，我虽然经历了苦和累，但我为父母分担了肩上的压力，我为此甚感欣慰。

我的工作任务是搞新闻写作，新闻总是层出不穷，我写完一篇又一篇。后来我成了科长级的“官”，更是负重前行。党史、地方志、报纸三摊子，在鄂尔多斯别的旗区，这三项工作是三个单位的事，而达拉特旗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我在二十多年时间里“三打一”和搅，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地方志工作得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嘉奖，党史工作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表彰，报纸在全自治区旗县报评比中名列前茅。我带领几十名工作人员艰辛奋斗，我是既要写又要编，每天风风火火，忙忙乱乱。退休以后也没闲着，我整理了三本书稿，在旗内巡回演讲几十场，还经常参加旗里的文化活动。中间心脏病多次发作，有两回已经命悬一线，大半是阎王看我事业未竞，又放我回来。病稍微好些后，我不断给自己制定短期目标，完成一项再搞一项，这些目标激励着我不断前行。阎王似乎也通人性，给我时间去做这些事情，这两年再没找我的麻烦。

我的负重前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身体状况较差。我患心脏病、糖尿病、腰腿病多年，可谓数病缠身。这些病对我形成严重制约，我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同时和疾病抗争。近几年我的双手十指开始麻木，医生说这是糖尿病导致末梢循环发生问题，医学上尚无办法根治。我开始试着拉二胡、四胡，我想拉胡琴可以让手指处于活动状态，这也许能改善血液循环，而且当精力集中于音乐旋律的时候，手指的疼痛状态会被暂时忽略。不知道的人见我又拉二胡又拉四胡，以为我在做着一个“六胡”大师的梦。其实，这可谓真正的“苦中作乐”。

我是我们家第一代也是第一个“吃皇粮”干部，家族里经常有人因各种事情找我，那些事没完没了无穷多也。我有时被这些事缠得筋疲力尽，家族中人那企盼的眼神以及委屈与愁怅，让我一次次振作起来，义无反顾地肩起一种“责任”。别说帮着去做，仅就倾听那事无巨细的叙述，你就要拿出时间拿出耐心，没办法，我没有理由不去面对这些事。我于是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这种活法。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只要活着就得做些事情，也不能只管自己。面对家族、面对社会竭尽所能帮助别人，是应该努力践行的人生课题。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来说，人的责任应该高于自由，义务应该高于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人应当把负重前行作为毕生的追求。我在几十年的生活中体会到，人只有不断做事不断化解麻烦，才能不断升华自己，才能不断激发生命活力。

我想起我们村里大田上那一株株玉米，结着棒子的时候郁郁葱葱红缨绿叶，一旦把玉米棒子掰了，玉米没有负担了，很快就会枯死。人的负重前行或许犹如玉米结果实的状态，负重前行才有活头，才能活得有劲头。

选自《鄂尔多斯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