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满天星斗的时候，久没联系的朋友阿洁给我来了个电话，她用甜甜的声音对我说，你妈妈做的干笋和腊肉真的太好吃了，腊肉香香的，干笋又脆又甜……这样的美味，真的是只有亲人用心才能做得出来。阿洁意思是说，市场上是买不到这么好的东西的。“你妈妈多大年纪啦？”阿洁问我。“已经80高龄。”我答。她惊讶，说真应该给老人一个红包才对。我说不用不用，我把你的话转告我妈，她就会很高兴了的。

   确实，每次回家，不管是否逢年过节，妈妈总会给我许多山珍——红薯干啦，萝卜干啦，香菇木耳干笋茶油土鸡蛋啦……妈妈就像有一个月光宝盒，里面装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好东西。这些东西带回城里吃不完，就分送给亲朋好友。毫无污染而又味道鲜美的绿色食品，自然是大受欢迎的。每当我把朋友们的赞誉反馈给妈妈时，她心里就会由衷地高兴。爬山过岭劳作的艰辛，制作美食的熬更打夜，一切辛苦的付出，在这一刻都不复存在了。妈妈给我们东西是不图回报的，能够得到一声好评，一句感谢，已经足够了。

   我的妈妈出生于三十年代，年轻的时候，从地势还算平缓、鱼米还算富足的大村子嫁到我的家乡——一个林木丰茂，田少地多的闭塞山村，生下我们姊妹五人。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父母的负担可想而知。但是，聪明能干的妈妈还是跟爸爸一起，将我们家的生活经营得有模有样。我们兄弟姐妹出生在条件艰苦的六七十年代，虽然吃过杂粮粗粮，却从没有过断顿挨饿的尴尬。小时候很多孩子打赤脚，可我们兄弟姐妹都有凉鞋穿。记忆中，逢有酒会，一些村民会到我家借衣服给他们的孩子穿，虽然我们也会小的捡大的旧衣服，但与别人相比还算是穿得不错的。

   小时候，父母是长年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的，为了维持这一大家人的生活，爸爸妈妈不知是怎么想出来的办法，竟然在七十年代初就买了一台珍贵的华南牌缝纫机。妈妈白天劳动，而雨天和晚上则帮乡亲们缝缝补补或做为数不多的新衣服。当时的车工大约是六七毛钱一件上衣，裤子好像更便宜，大约三四毛的样子。妈妈用这些少得可怜的钱，改善我们的生活，买回珍贵的油盐柴米和牙膏牙刷肥皂，偶尔赶圩帮我们带回一两本漂亮的连环画，孩子们苦涩的日子多少有了些斑斓的色彩。

   穷困的年代无法满足我们少年时期简单的物质欲望。除了基本的吃和穿，我们没有富余的东西。很少有糖吃，几乎没有买过水果。在记忆中，我有两件漂亮的花衣裳，一件是橘黄底子藤蔓花的，一件是大格子的。纯棉，质量不错，穿了好些年都不坏。少不更事的我，为了能早点得到一件新衣服，一次跟堂妹去山上砍柴时竟然动起了歪心思：怎么才能尽快得到新衣服呢？那必须得这件衣服坏掉。姐妹俩商量过后，死劲在泥地上蹭自己的衣服，希望快点蹭出一个洞。无奈搓来搓去，衣服还是老样子，两人只好沮丧地扛起柴火回了家。

   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告诉过母亲，我估计堂妹一定也不敢告诉她妈妈。如果父母当年知道了，说不定会怎样打骂我们呢。其实，妈妈们为了让我们的日子过好一点，已经是穷尽了一切方法，而她们自己，何时又给自己添加过一件新衣服？

   农村生活是苦涩的，苦涩的生活里偏偏又加上了许多人为的因素。“大干快上”的日子，昏庸的政府竟然大搞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养鸡养鸭，不让种小菜，妈妈的缝纫技术，自然划归“资本主义尾巴”系列。那架为我们挣油盐钱的缝纫机眼见就要遭人劫持，聪明的父母灵机一动，将机子拆散，悄悄挑回外婆家藏下。外婆家几十里山路，当时几十斤重的缝纫机是如何挑过去的，年幼无知的我毫不知情。

   妈妈是个能干的人，从来没有拜师学艺，凭着几张图纸，就能剪裁出漂亮的衣服。妈妈给人缝缝补补只是象征性地收一点针线钱，三角两角的，有时候碰上人家衣服掉了一条边，妈妈一会儿就给缝好，还分文不收。这时候我心里隐隐有种失落感，感觉我们家的日子又会紧巴一些了，而那些得到帮助的人，总是非常过意不去似地拿起补好的衣服离去。那时候还不怎么兴说谢谢两字，但是受惠者眼里的感激和不安，我是能看出来的。唉，可惜这架造福于我家和乡邻的缝纫机，竟然在外婆家整整躲藏了好几年。那些年，我的心头是发紧的，总担心会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好在一切都还安好。

   妈妈一如既往地在贫困的生活中给我们挤出一抹又一抹的亮色。弟弟长身体，而生活又缺盐少油。有一次很久都没有吃荤菜了，我和弟弟早就渴望能加点菜。没想到妈妈竟然从楼上拿出一块腊肉，在厚实的砧板上剁起来。至今，她蹲在地上砍骨头的样子仍然在我脑中镌刻着。那一幅图就像经过了阳光刺绣一样，那么温暖和美好。

   那时候，经常有山外的青壮年到山里购买木头挣脚力钱。妈妈做腊肉的这天，刚好有个年轻小伙子到来，爬山过 岭干苦力的年轻人有多能吃可想而知，更何况又是那种一年难见荤腥的年代。他的存在，让我们好不容易盼来的这一顿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为数不多的腊肉多半已被他风卷残云，爸妈还一个劲地让：“后生家，你吃哦，你要吃饱哦！”没办法，客人为贵嘛。我和年幼的弟妹眨巴着眼睛却什么也不敢说。

   为了我们这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妈妈还上山挖过草药，我记得的有绞股蓝、麦冬草等等，尽管晒干的草药铺满一地，但是，也卖不到几个钱。日子还是一如既往地艰难，没有什么大的改善。据说我爸在我没出生的时候，就收购过香菇木耳到广东去贩卖，钱没挣到，共产党员的资格却被无情地抹掉了。在那政治为上的年代，可想而知这是怎样沉重的打击。好在爸爸凭着正直的人品，还有不错的工作能力，若干年后又重新回到了村干部的位置上，分管植树造林工作，为家乡的绿化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在艰苦的岁月里，妈妈的月光宝盒中除了吃穿用等物质的东西外，最弥足珍贵的，还有那许许多多讲不完的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小姐妹智斗熊霸奶》、《王山打鸟》等等。火塘边，床铺上，妈妈一次次给我们讲。生动形象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记得《熊霸奶》故事中，小姐姐被熊霸奶抓住后，多次想方设法逃跑都没有成功。最后，她机智地将竹筒做成手镯，假装上厕所，让熊霸奶用绳子系住手镯，得以逃生。小姐姐逃到很远了，吃人的熊霸奶还抓着竹筒傻笑不已……几十年过去了，这个情节我至今不忘。妈妈的故事，可以说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同时，它更是我们贫瘠的物质生活之外的一道精神甘泉，为我们干燥的童年生活增添了无数的阳光雨露。

   随着形势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实行以后，百姓的日子慢慢好起来。粮食够吃了，杂粮远离了我们的生活，缝纫机也正大光明地回到家中，再也不用担心被别人强行收缴去了。

   风雨过后是晴天，在艰苦的岁月中，我也慢慢长大，读了师范院校，有了稳定工作。在回家乡教书的日子里，我将微薄的工资交给妈妈，以期能减轻一点家庭的负担。可是，微薄的工资对一个大家庭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起不了多大作用。妈妈除了种田种地，不放过任何一个挣钱的机会，哪怕机会是那么难得。

   1983年，我们村小学校的孩子们勤工俭学捡油茶籽，榨了两锑桶油，为了将油变成钱，必须拿到三十多里外的乡镇去卖。不通公路，没有车。一位男老师说，谁帮我们挑这两桶油去圩上卖，我们就给十块钱劳务费。妈妈毫不犹豫点头答应了。“我去吧。”她说。

   没有油壶，敞口锑桶装着满满两桶油，来回六十多里崎岖的山路，早出晚归两头黒。瘦弱的个子，当时年已45岁的妈妈，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努力。当妈妈将卖油的钱交给学校的时候，那个男老师感慨万端：“真的亏了你了，真的亏了你了！”他不停地说。路那么差，假如一个趔趄油泼了，真是后果不堪设想。妈妈凭着胆大心细，凭着一个农村妇女对生活的不屈和坚韧，硬是将不可为的事情做成功了。假如真还有其他办法，妈妈一定不会冒险去挣这几元苦力钱的。就凭着这次艰苦的卖油经历，我想我就应当孝顺妈妈一辈子。

   妈妈是个聪明能干的人，她虽然只读了几年书，可是能写会算。不但在偏僻落后的山村为许多人所不能及，就是在发达的县城，也能受到别人的尊敬。八十年代末，妈妈到县城帮我带孩子，当时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每逢年终扎账，都要请妈妈帮打算盘，妈妈从来不推却，又是抄又是写的帮她打理得清清楚楚。

   诚然，由于条件所限，妈妈没法创造大富大贵来呵护关爱她的孩子们，但是，再艰苦的日子，她的月光宝盒总是满满当当的。它的里面，装着我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源泉。如今，年过八旬的妈妈还在为我们守护着家园。在大山中，她为哥哥弟弟的山林施肥除草，帮他们护理罗汉果、砂糖桔，照顾比她年长两岁、身体不太好的我们的爸爸。妈妈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陀螺，一天天旋转着，用她年迈的身体为我们这个家做着最大的努力。长年的劳累使妈妈身体异常瘦小，近两年又患上了高血压，前段时间因眼病又做了小手术，但妈妈坚强地挺立着，疾病尚未痊愈又回家干活，照顾我们的爸爸……

   父母健在是儿女的福气。我只是希望妈妈不要太辛苦，在轻微的劳动锻炼的同时，保证自己的身体不出问题那才是最好的。值此母亲节到来之际，祝福我的妈妈健康长寿，晚年幸福，同时也祝父亲身体健康，快乐平安。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