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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驴子(节选)王春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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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6.14

 伤首坠驴


  你只要费心一点,就会发现,中国的文化真是不得了,任何一样事物都可以纳入它的体系,难怪顾炎武会将文化当做知识分子的天下,比一国一朝更为要紧。

  所有的抗争因为缺少强大的支撑力,平添许多悲剧色彩。清朝就这样走上它的穷途末路。一直期待着清朝灭亡的顾炎武,被梁启超称为“清学开山之祖”的顾炎武,早死了两百年,没有看到这一幕。如果看到了,也未必会顺心!顾炎武一生颠沛流离,是一个驴背上的思想家和学者,对驴子充满感情。他若生在光绪时代,是断断不肯让李鸿章用驴子拉火车的。

  顾炎武的家乡叫千灯,璀璨而古典的一个名字。去年夏天我在苏州和南通之间的高速公路路牌上看到这个地名,一下子被吸引,立刻丢了目的地,直奔千灯而去。流连在千年古镇的秦峰塔下,石板街上,蒲公英和婆婆纳寂寥地开着,天地玄黄。咀嚼他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忽然发现他所谓的天下,并不是一朝一代那么简单,也不是反清复明那么笼统。

  生于明末乱世的顾炎武曾多次应科举,都未得一第。长达十四年的科举征逐,终究一事无成。虽说“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他还是在三十一岁那年通过捐纳的方式成为国子监生。然而那时国事已经坏到无以复加,不久之后,明崇祯皇帝自缢;清睿亲王多尔衮入北京;紧接着清定都北京,世祖福临即帝位,改元顺治,命豫亲王多铎率大军征服江南。

  清朝崛起东北,经历一代经营,趁明廷受困于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事,吴三桂开关平乱,轻易取得政权。在其入关之初北方人因为明廷政治腐败,人心大去。各处均无大力抵抗。然而次年,清廷竟发布了剃发改服的政令,于是以江南为首开始了十余年的反抗和镇压,顾炎武积极投身入抗清复明的斗争,那千灯,也曾是流血之地吧。这样的激烈在蒙元进入中原时未见,也许,是因为剃发改服,直接触动了像顾炎武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已经不仅仅是民族冲突的问题了。

  学者许倬云在讲述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时提到,日常生活其实是最直接的文化标志,蒙人听任汉人过自己的日子,汉人学者也能照旧读自己的圣贤书。而清朝的政令启动了一个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迫选择。对于惯受儒家教育的汉人而言,亡文化的痛苦有时甚于改朝换代的痛苦。所以顾炎武才激烈地认为“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由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保家卫国改朝换代是统治阶层的事,而捍卫文化的尊严和正统,则匹夫亦有责。这就是以文化建构为他的天下了。

  反清的抗争一直蔓延在失败的过程里,复明的情结始终深藏心中,他开始游历关塞,结交豪杰。“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在“足迹半天下”的漫游中,顾氏虽然未能寻访到自己心目中的廉颇、郭解、窦融、耿况一流人物,却结识了许多饱学之士。并将经世致用之学,寄予他的历史学和地理学著作。他的以天下为心的生活,大半在缓缓的驴背上度过。为什么我只提他,是因为同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相比,他对中国文化更多了一层自己的反思。读《日知录》,看他详细考索历代社会风气的演变,指出魏晋人之清谈是亡天下的历史教训,不由得深感佩服。魏晋玄谈老庄,明代其实也就是清谈孔孟,士大夫如此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的空谈,必然致使风俗大坏,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没错,玄谈清谈也好,所谓的经世致用之学也好,都不能拯救剃发改服的蛮夷文化入侵。何况,《天下郡国利病书》也好,《音学五书》也好,也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经世治学之书。学问一旦遇到乱世就无用了。然而又恰恰是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构建了一个顾炎武所说的中国文化的“天下”——独特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华夏文化。

  有思想的人生总是不平安的人生,顾炎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出狱路上还遭刺客跟踪,在南京太平门外“伤首坠驴”。

  这“坠驴”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是多么疼痛多么狼狈一个姿势。


骑驴觅驴


  我的名字叫驴。我可以是推磨负黍的草根,也可以是“骑驴觅驴”的佛教圣物;可以是落拓,也可以是旷达。若离开那些地方,我便总在文人的胯下。然而魏晋名士以我为玩物的风流,在顾炎武的一坠之间平添尴尬。被称为“骑驴者’的中国诗人,于缓步间亮出一片横陈千古,席卷中国的暗伤。孰不知,我即是诗人,诗人即是我……

  “尝考驴之为物,至汉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灵而贵幸。然其种大抵出于塞外,自赵武灵王骑射之后,渐资中国之用。”这是顾炎武的考证。驴本非中原正统所有,在两汉前后从西域进入皇宫苑囿。那时的驴子,离拉火车尚远,也没有见识多少国恨家仇。它们很好玩,喜欢它们的人也很好玩。

  许慎《说文》中说:“驴似马,长耳;蒙,驴子也。”可以想见它可爱的样子,虽然被称它 “蹇驴”,(《楚辞•七谏•谬谏》:“驾蹇驴而无策兮,又何路之能极?)并且总拿来与“骐骥”作对比,仍然不妨碍魏晋的名士们亲近它。

  那种亲近我无法想象,彼时的文人,裸奔狂叫,真性情之极,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惟见《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魏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作驴鸣。”《晋书•王济传》也有一则:“孙楚哭(王济)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我为卿作之’。体似声真,宾客皆笑。”这似乎就是驴子雅称“孙楚声”的来历。看到这里我也笑起来,驴叫的声音不管怎样动听,放在葬礼上似乎不大妥当,曹丕和孙楚这样的贵人,竟也会涕泪横流地学着驴叫,缅怀友人,把葬礼搞得口技演出似的。看来那个时代学驴叫、听驴叫已经是蔚然成风的。看到一个人哭着学驴子叫,你一定要尊重他。

  据说驴子音域宽广嘹亮,叫起来节奏感很强,有起调、高潮和收尾,极富乐感,才引得当时的名士们竞相延习。何止名士,佛教亦有名言:“通身是眼,不见自己;欲见自己,频掣驴耳。”看来驴鸣还有警世作用,可惜我们不听驴鸣久矣。

  经过与魏晋名士的厮混与磨合,驴子成为表现名士风度的道具。所以不得志的李白,吟诵着 “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浮游四方,在华山脚下写下了“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的供状,以致后人提到驴子就会想起这段典故。把驴子骑成这样,即使在盛唐,也是难得。

  看上去,李白是骑驴而底气最足的,杜甫就不行了,艰难沉沦,仕途蹭蹬,竟都是由骑驴衬托出来:“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胯下坐骑,过了千百年还在诗中瑟缩。另有姚合作诗感慨贾岛“布囊悬蹇驴,千里到贫居”,活脱脱一个古代版的犀利哥。那核心期刊的论文说,诗人骑驴形象正是“由以贾岛为代表的苦吟诗人最后完成的。从此,诗人、骑驴与吟诗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人生样态和审美整体,包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美学意味。”

  诗人都是有些梦想的,哪个诗人想投靠这样的文化底蕴和美学意味啊。“少年跃马同心使,免得诗中道跨驴”,这句子也是贾岛写出来的,对骑驴做诗人一百个不甘心,所以他推敲到韩愈的马前,也非完全是因为沉浸在诗境的缘故。李白也是,原本想乘着大鹏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结果落到驴背上,如何能不佯醉佯狂?!陆游“细雨骑驴入剑门”同样情非得已,他渴望的,是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酣畅生活呀!不约而同的,因为骑不到通向理想和仕途的骏马,大家都选择了驴子,“骑驴者”一时间成为诗人的代称。

  我曾有疑惑,骑驴者中,李白高喊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是陆游细雨里骑着驴就过去了。蜀道是一样的蜀道,剑门是一样的剑门。李白描述得峥嵘险峻,而陆游却不知不觉,他们谁在说谎?谁更绝望?也许,有一种悲哀是太在乎,所以要夸大要征服要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有一种悲哀则是无视前路,因为太渺茫,索性不在乎了,也没法在乎了。

  同样的狂放、沉沦、落拓,却和魏晋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文人总有一种情结,就是站着喝酒也要穿长衫,所以即使不能骑马,也要骑驴子。因为坐骑和人一样,也是分等级的,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就有“駃騠驴骡”的排次。駃騠是良马,驴子排名其后。唐朝有个粗人叫王梵志的,也写了首诗:“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粗人往往更擅长把意思说白了。骑骑驴子,比骑骡子好一些,比步行又好一些,比步行还担着柴的更好一些。无奈,也好,尚可,哭笑不得。

  哭笑不得的人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人:明末清初画家朱耷,与顾炎武生于同时,一样受到清朝文化、心灵和生活的重创。他自名为“驴”,画后常署名为“驴”、“驴屋”。而他“八大山人”的雅号,其实也是因为画后落款的草书“哭之”和“笑之”,正好形似“八大山人”四字。驴鸣似哭,马嘶似笑,这位明朝没落贵族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用驴鸣马嘶来替代对新朝代的嬉笑怒骂。寂静夜里看他的枯梗残荷,只见绢纸上生出一层层寒意来,情到深处人孤独,邀来相伴的驴子根本是不可见的,文人们拥有的东西,越往后越少。我听到过他内心的声音,有时很小,有时很大。

  六一儿童节我曾送给儿子一本书:《小毛驴与我》,西班牙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希梅内斯的经典,他把小毛驴的故事,当成故乡安达卢西亚的挽歌来写。这个书名就已经很好,不是我与小毛驴,是小毛驴与我。人总想着骑驴,把自己放在驴前面,或者驾驭其上,其实谁在高处未必能见得,我们不能了解自己和相互了解,又不屑于了解那些与我们不同的生灵,所以苦闷是难免的。驴儿很可爱,可是有些人不懂,非要给它加上人的姓氏,比如被关汉卿加上个张姓,它就变得面目可憎了,那张驴儿弄污糟了元代杂剧,也把驴子叫恶了,但好歹还是为了衬托出善和正义,自有它的意义。但是,当我们在酒桌上撺掇朋友抑扬顿挫地念一首打油诗:暗梅幽闻花,卧枝伤恨底,遥闻卧似水,易透达春绿……岸似绿,岸似透绿,岸似透黛绿。然后再狂笑着翻译成山东话:俺没有文化,俺智商很低,要问俺是谁,一头大蠢驴。俺是驴,俺是头驴,俺是头呆驴。

  那真是山东方言和驴子双重的悲哀。一头长脸竖耳的黑驴就这样从我们的文化中掉头而去,直过灞桥。

  我之写驴,只是为了证明,随便拉一样事物,不一定要深究其“经济因素”,“生理因素”,也可以用它来证明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同样深厚的忧伤,而悲凉的是,我们身处其中,有时也学着张果老倒骑毛驴回头看,却往往只能知其来处,不能知其去处。

  让历史像一个石磨,然后,来,蒙住我的眼睛,为我套上重负,让我在环形的跑道上行万里路,一圈圈,一圈圈,一圈圈,文字如黄豆,十万粒十万粒地被消解与重构。直到岁月老去,历史老去,那些热爱文化的人老去……


选自《上海文学》2010年10期 

张健(常州市)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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