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务农一边当民办教师的父亲，给我规划的未来职业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

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父亲放弃了祖祖辈辈经营的土地与家园，举家从乡村迁到了小镇，在国营的百货公司谋得了一个售货员的职位，然后默默等待我长大，女承父业……

初中毕业报志愿，班主任家访，他告诉我的父母，以我的成绩，考入一所不错的中专是有把握的。

这天晚上，我挨着祖母躺在滚烫的火炕上。父亲站在炕头，沉默良久后说：“就报考中专吧！”。我的眼泪随即扑楞楞掉下来。“我想读高中！我要考大学！”我咬着被角胆怯但执拗地说。祖母看到我的眼泪，马上心软了：“就由她吧。”父亲叹了口气，出去了……

放弃报考中专也意味着放弃了一次成为“公家人”的机会，这对于一个刚从农村迁移出来、父亲一个人要养活一家五口的困顿家庭来说，是一场巨大的冒险。

生活对于许多人而言，是一场艰难的跋涉，稍有懈怠便会面露狰狞，更何况，我来自这个世界的最底层。

那时候我其实并不清楚大学为何物，只觉得那是一个从别人嘴里听来的、可以改变命运的宏大而模糊的东西。

那时我疯狂迷恋着文学。我能想象到最幸福的场景就是：在万籁俱寂的冬夜，我可以蜷缩在热气腾腾的被窝里，周围放满我喜欢的形形色色的书，然后肆无忌惮通宵达旦阅读……可是我必须收敛起这份最爱，不得不为一块儿沉甸甸的敲门砖而努力。

高中三年，与其说是辛苦，不如说是寂寞。精神上是苍茫天地间的“余舟一芥”?灯火如豆，孤独而行。

放榜那一天，并无臆想中的惊喜，因为没有考出自己希望的分数，也不低落，因为全旗上线二十人当中，有我！

我必须感谢那些日子，之后我阴差阳错走到文学这条路上，大学，真的给了我很多滋养。

因为读的是幼儿教育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一个乡村小学，一年后又被调回镇里的幼儿园。

每天被孩子们簇拥着，有一种非常纯真甜美的感觉。当时幼儿教育科班出身的人很少，我作为幼儿园里分进去的第一个大学生，在专业能力方面不久便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工作一年后被评为了优秀教师，还被教育部门筛选出来，为全旗的幼儿老师主讲心理学、教育学。

沿着这条线走下去，我想，我也会和若干年后我的许多同事一样，最终当上园长，每天在孩子们此起彼伏“园长老师好”的声音中端庄地微笑、生活……

这样下去没什么不好，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缺乏归属。时有苦闷，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会将这些苦闷一一诉诸笔端，然后一篇一篇投寄给报纸副刊。每一篇都发表了出来，我变成了达拉特党报副刊的常客。

16岁时，我的文字第一次变为铅字，为了学业中断数年的创作，这个时候才算是再续前缘。只因为这一点坚持吧，为自己以后走到另一条路上打下了伏笔。

2000年冬，《鄂尔多斯报（达拉特版）》招聘记者，正好报纸副总编去我工作的幼儿园征订报纸，在与园长聊天中，他无意间知道我是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后，极力鼓动园长让我去竞聘记者岗位。园长向我转述了他的话，我思考再三后，去了当时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单位——达拉特报社应聘。

这样，我由教师变为了一名记者。

记者十年，我一边写新闻，一边写文学，为了平衡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写作状态，不得不付出比别人多好几倍的时间与精力。

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像是欠了自己生命一大笔高利贷，别无他物，只能终身用文字来偿还……当别人精巧的包里装满化妆品，穿上高跟鞋去约会，我斜背的布包里，却全部是笔记本与油笔，而且由于经常忘记盖盖儿，整个包的里子横七竖八都是油笔道子……

二十八岁那年下乡采访，在梁外山区遇到一位老农，当他知道我就是我时，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不会哇？你在报纸上写的每个字我都读过，我一直感觉你应该有五十来岁的样子……”这是我在一篇散文里对自己当初那种状态真实的画像。

即使在怀孕期间，我也一直没有停笔，儿子出生后，婴儿期总是不能安睡，而且超级烦躁，我就总觉得是自己在怀孕当中一直创作，煎熬的心情影响到了他。

于我来说，文学这条路我从来没有设计过，我的脑海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要当个作家的念头。可是爱好与命运，推动我一步一步走到了这条道路上，2017年，我接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入会通知，正式认证了我的作家身份，我也因此成为了本地历史上第一位汉族女中作协会员。

近日，带儿子去黄河边看流凌。站在堤坝上，看着冰消雪融的黄河，我不由感慨万千：“妈妈过去就是这黄河边上一个小村姑，20多年来，从教师到记者再到作家，当时觉得很自然很平淡，但现在回头仔细看看，还真有一种和这黄河一样波澜壮阔的感觉啊！”

“妈，这时你一定觉得很幸福吧？”儿子问。

据说幸福划分为四个维度：满足、快乐、投入、意义。每个维度的幸福感都有，但是将浅层次的快乐转化为深远的满足感和持久的幸福感是一件益处更大的事情。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对儿子肯定地点了点头。

——选自《鄂尔多斯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