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A镇的农业局巷子，二十年以上的老住户都知道。巷子东西走向，四百多米长，二十多米宽，东头连着文明路，西头连着扎萨克路。可能是因为巷子紧靠农业局办公楼的缘故，不知从何时起，一提起农业局巷子，人们都知道。

晚上，有人在巷头咳嗽一声，巷尾就听得一清二楚。背着路灯往巷里走，影子比人身长，越走越长，人还在半巷，影子已到巷尾。巷子里有卖农药化肥种子的门市部，有电脑打印铺，有手工地毯小作坊。

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对退休夫妇开得小面馆：不挂任何招牌，只经营早点，其他时间好像一直锁门。四张长条桌子，最多能坐八九个人，老头是厨师，老伴儿是服务员，一碟烂腌菜，白面面条，荞面饸饹，茶蛋，一壶醋，一瓶辣酱，再没什么花样，天天如此。

每天一大早，热气腾腾，人来人往，有旗长（县长），也有局长，有干部职工，也有钉靴的、修自行车的；有头天晚上喝了大酒搐眉皱眼的男人，也有毛纺厂刚下夜班满脸疲倦的女工。大部分是小巷附近的住户，彼此基本都能叫出名字，即使不认识，也感觉很“面熟”。进了面馆，互相打个招呼，一边坐下等面，一边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至于说过什么，不等出门都忘得一干二净。简简单单的一碗面，个个吃得满头大汗、油嘴抹脸，点起“饭后一支烟”，再谝几句糖甜醋酸的废话，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干活儿的干活儿，各奔东西，热闹哄哄的面馆又冷清了。

面馆旁边有个理发店，开店的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长得眉清目秀，经常笑盈盈的。店面不大，墙上贴几张当红明星的画片，两把椅子，一面大镜子，收拾得很干净。来理发的大多是小伙子，发理完了，还是磨磨蹭蹭不想走，凑在小姑娘面前东拉一句西扯一句，说个没完，直到又来了顾客，才悻悻地离开。

巷子西头的空地有两棵老杨树。炎热的夏天，树冠投下的阴凉就成了闲人的聚集处。带娃的，遛狗的，老头老太，或拿旧报纸，或拿马扎，不约而同集中在这里闲聊，一坐就是大半天。有个一瘸一拐、拖着一尺来长鼻涕口水分不清的脑梗病人，原来是某银行的小头目，我和喝过一次酒，感觉有点高傲。此时已是凤凰落架，风光不再，知趣地坐得稍远一些，两眼茫然，呆呆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穿着邋遢，一双通红的眼睛老盯着女人，形象猥琐，都说老头不进眼（不正经），很少有人和他搭讪。

巷子东头有一根粗壮高大的水泥电杆，横七竖八架着好多电线，分不清是供电的还是邮电的，电线上忽而落着一溜麻雀，忽而几只喜鹊在上面点头翘尾，叽叽喳喳。电杆中间总有清理不完的小广告，租房、售房的居多，也有配钥匙、卖耗子药和办证的。有时候，早上路过电杆时，还会发现下面有一滩散着酒臭的呕吐物。不难想象，是昨晚某个醉汉摇摇晃晃抱住电杆的“杰作”，或者还有一两只小狗躺在呕吐物前一动不动，醉得狗事不醒。

有天午后，我一连接到好几个熟人的电话，问得是同一事情：“老张中午出车祸了？”而且有鼻子有眼，中午喝醉骑摩托车回家，扑在农业局巷子那根电杆上了，打问人在哪里，有看望甚至是送花圈的意思。

大家问到的老张，文采好，人热情，交往广，算得上小镇里的名人，是我多年的朋友。知情人都知道我俩关系好，住得不远，常在一起。接到第一个电话，以为朋友开玩笑，第二、三个的时候，觉得老张真出事了，立即给打电话，但没人接，联系他的亲哥，才知道的确出车祸了，但没有人们说得那么严重，虽然住进医院但无大碍。第三天出院回家，我去看他，说起这几天的传谣，两人大笑，觉得这农业局巷子地方不大，影响不小。一件小事，一下子传得满城皆知。我说：老哥，主要是你的名气大、人缘好，现在别人传谣你去世了，是阎王爷给你长寿了，你将来肯定是农业局巷子里的百岁老人。

我于1996年初举家搬回A镇，在农业局巷子旁的一个家属区一住就是八年。二十多年过去了，原来的地方盖成了高楼大厦。农业局巷子依然，但拓宽成双向四车道的大马路了，两旁是数不清的商铺，成了繁华热闹的商业区。我每次路过这里，曾经的平房，小巷，熟悉的面孔和许多故事总要涌上心头，往事如烟。

农业局巷子紧挨着我住的那片家属区，是每天进进出出的必经之路。房子一排挨一排，前后排隔着一条仅能进出小平板车的通道。家家都是清一色的起脊砖房，一户一个独门小院。门挨门、窗挨窗，火炉对火炉，院子之间隔着一道一米高的砖墙。哪家来客或两口子吵架互相都听得清清楚楚。前后排、左邻右舍很亲近，见面不讲究客套，都一笑两呲牙，有生人找一家，家家都说得清楚：去哪排，敲第几个门，有什么明显标志。

这个家属区住的都是普通职工或随子女进城的农民，最大的官好像有两个科级干部，日子过得很平静，很少见警察过来，也没见过打架斗殴的。但毕竟几十户人家，时间长了，矛盾在所难免，不过仅仅也是私下发个牢骚，说点不满意的话。人人在外不管教别人，回家也不受人管教。邻里和睦相处，夫妻也很平等，男人回来早男人做饭，女人回来早女人做饭。天气热了，男的半腿裤，女的穿裙子。老人无顾忌，总见光着膀子，将院子里的旧椅子、烂铁桶等搬来搬去。每到星期天，家家户户洗衣服，花花绿绿的衣服全挑嗮在窗前的木棍、铁丝上，层层叠叠，如办展销。翻动处，露出大姑娘小媳妇俊俏的脸，有时还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哼几声信天游或漫瀚调。

人有胖廋，家有穷富，但家家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习。我刚住进时，和女儿年龄相仿的孩子有十几个。去年，在一个饭桌上遇到当年的两个邻居，说起来，除了个别几家失去联系，没有消息，其他那茬孩子都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大多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也有在包头、呼和浩特的大企业上班，有的还当了科级干部，有的挣上了年薪，彼此为这些孩子的出息而高兴，都说我们那片地方好风水、出人才，最后归根结底也是那时候家家户户重视孩子培养教育的结果。

我住的房子是隔壁老贺过去买的二手房。我先是租，后来用仅有的一万元存款买下，成为我进城后买的第一套房，虽然是面积不大的“三”手房，但感到非常高兴。记得交钱的那天晚上，我邀了好朋友老杨全家，请老贺两口子喝了一顿酒，一方面感谢两家对我回城来的照顾，更重要的是庆贺自己终于在城里有了自己的住房了。

老贺和我认识多年，在我的眼里，可是个神通广大的人物，能说会道，能文能武，五湖四海交朋友，尤其在一些红火热闹的场合里大有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风度，说唱就唱，说吵就吵，无人能敌，经常逗人哄堂大笑，满家喝彩。老贺老婆身材丰满，高高大大，比老贺高出一颗头，为人热情大方，直来直去，干脆利落，街坊邻居都喜欢和她来往。

老贺夫妇双方的兄弟姐妹都多、父母也全建在，同住在A镇，他们一家人星期一到星期五基本家里不做饭，都在兄弟姐妹或父母家轮门子吃。可是一到星期天、节假日，好像都集中到他家里了。那时，他家高朋满座，两桌子是常态，三桌子经常性。有时是老贺的父母亲和弟兄姊妹，有时是老婆的兄弟姐妹和父母亲，有时是老贺的三朋四友，有时是老婆的七姐八妹。感觉非常准时，上午十点多一点，亲戚朋友就陆陆续续上门了。说的说，笑的笑，炖肉的炖肉，切菜的切菜，剥蒜的剥蒜，锅碗瓢盆响个不停。不多时，好菜好饭、好烟好酒都上桌了，热闹得就像过年。如果来的是同学朋友，吹牛屁必不可少，打情骂俏短不下，一通灰说溜道，笑得众人肚子疼。酒足饭饱后，男人们脸红堂堂的，摇摇晃晃回家了，女人们一齐动手洗锅刷碗，忙完还短不下“唰啦唰啦”玩几圈小麻将。

东头住的是一家东北蒙古人，风俗习惯和其他人家略有不同。一进门，一股浓浓的酥油酪丹味。男人叫老包，说本地方言有点“卷”，但满口普通话的味道。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一岁。听邻居们说，两个孩子从七八岁开始，每年的寒暑假，老包就让兄妹俩坐班车、乘火车单独去千里之外的东北老家看望爷爷奶奶。这对本地人来说，有点不可思议，觉得老包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么小的孩子咋能放心呢？那时候，有关拐卖儿童的事情，经常在电视上看到。

有段时间，外面传说老包不知在哪得到了高人的“真传”，突然有了能各种治疗疑难杂症的高明医术，大概就是带点神秘色彩的“气功疗法”，还把一个县级干部母亲的癌症也彻底治好了。后来我才注意，果不其然，每到晚上九点之后就有三三两两的人不时进出于老包家。有天晚上，在门口遇到一个朋友领着老婆去老包家，让我也一同去看看。出于好奇，我就去了。只见门窗用帘子拉得严严实实，进入一个房间，不开灯，靠西墙的桌子上方贴着一张神像，神像前是点着的蜡烛和香火，荧荧地闪着暗光。老包神色庄重地坐在一边，看着来人，好像也在等待什么。我见没有可坐的地方，自知是不速之客，就不好意思地和女主人打了招呼，说改天来。女主人连说“没事没事”，我还是匆匆地返回家中，再没有去过老包家。不长时间听说老包把房子卖了，不知道乔迁到什么地方了，从此也没听到老包一家的任何消息。

最西头住的是老王家。我搬来的时候，其他人家的房子都翻修改造过，唯有老王家还是原来的样子，显得有点破旧。听说老王是“落实政策安排”的正式工，在某事业单位下夜，老婆没工作。从一家人的吃穿打扮看，感觉是不长时间才由农村搬到城里的，日子过得不富裕，这个年代了，还坚持每天一顿玉米面窝头烩酸菜。一个女儿，正在上小学，学习特别勤奋，放学后老捧着一本书低头学习。我离开这里的前三年，老王先把南房及东院墙拆了，准备利用旁边的一块空地翻修扩建房子。夫妻二人每天天刚亮直到晚上昏黄，一人一把瓦刀，叮叮当当地修整拆下来的旧砖，然后齐齐整整地码放起来。自己的整修完，又到处收拾别人丢弃的废砖头，忙忙碌碌地为盖新房一点一点地备料。老王的新房建起后，我每次看见，都要想起他们修整旧砖的情景，生出很多感慨：老王一家没什么大本事，但精打细算，非常不容易，也很了不起。

农业局巷子平平常常，周围的住户都平平淡淡。没出过大人物，没发生过大事情，只有前排老赵家发生的一件小事，让我经常想起。

有年，临过年的前几天。老赵家来了客人。

那时候，不仅每家每户都是独门独户小院，而且院子里的格局也一样。推开院门，左右各有一间面积不大、低矮的南房，左面做厨房，右面做库房，正面的主房一般是由客厅和两个卧室组成。厨房、库房距离主房还有一点距离。

话说那天晚上，老赵一家正在客厅招待客人，女主人觉得酒喝得差不多了，就去厨房端肉上主食。一看，火炉上的炖肉锅不见了，四下寻找依然没有，一下傻眼儿了，赶忙悄悄叫出老赵。一分析：肯定是过往的小偷，闻着肉香，趁一家人在客厅喝酒热闹不注意，连锅带肉偷走了。

怎么办？黑天半夜去哪追小偷？去派出所报案？一锅肉不值得，再说，眼皮底下让小偷从厨房里连肉一锅端，觉得有点丢人。罢罢罢，一家人一夜尴尬，气得连骂小偷“太损”的心思也没了。老赵老婆憋不住，第二天就告诉了最好的朋友。于是，这件事立马传遍了左邻右舍，大家都觉得非常搞笑，骂小偷缺德，把人家嘴边的肉一锅端。互相提醒要千万小心，防范那些该死的小偷不知道会干出来什么让你啼笑皆非的事情呢。

八年的时光不长也不短，农业局巷子的记忆好多好多。作为一个乡下人，第一次进城落脚在这里，我始终没有感受到城里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冷漠，依然还是农村老家乡里乡亲的人情味。有天晚上梦见回到了当年的农业局巷子，和邻居们说说笑笑，醒来时眼角还挂着一抹泪水。第二天晚上立马写了首歌词《老邻居》，后来，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词刊》杂志居然给发表了，引来好多作曲家给谱了曲。其中青年才俊周凯强谱曲录音制作后，还登上了一个地区电视台春晚的舞台，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现将歌词放作本文的结尾，以此纪念在农业局巷子的八年岁月，向当年的老邻居们表示深深地祝福。

我想你们了！

王爷府及其他

第一次去阿镇是1983年春天。那时候，我在位于新街镇的伊旗二中上高中。新街镇与阿镇相距50多公里，是当时伊旗仅有的两个镇，大小不说，算本地的两个“城市”。有次偶遇初中语文老师王文明先生。王先生给我代了近两年的语文课兼班主任，因我偏爱语文，深得先生垂青，师生情谊较深。王先生告诉我，他已改行离开乡办中心学校到了阿镇，在文化馆搞专业创作，编辑铅印文艺小报《伊金霍洛报》，吃住办公都在王爷府内。

王爷府也称郡王府。我之前就听人说了，是过去王爷住的地方，大的不得了，美的不得了，神秘的不得了，所以一直比较向往。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蒙元帝国，虽雄霸欧亚大陆，但仅仅90多年就四分五裂了。北元政府退回阴山之北的蒙古高原，但一直与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政府分庭抗礼，打打杀杀，分分合合，直到明朝灭亡。1636年，鄂尔多斯蒙古族部落首领——成吉思汗第二十代世孙额林臣洞察天下，掂量再三后脱离了北元政府，投入到了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集团。1644年，本来已经定都沈阳的满清贵族野心再次扩大，欲望愈加膨胀，从东北的白山黑水倾巢出动，杀向山海关，驰入中原，迁都北京，正式建立了清朝。1649年清朝政府把鄂尔多斯蒙古部落的势力范围设为伊克昭盟，并划作六个旗（后增为七旗）管理，实行“蒙旗制度”。额林臣被任命为伊克昭盟第一任盟长，同时封为多罗郡王，封地在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今天伊金霍洛旗部分），所以也叫郡王旗。郡王府是为王爷（也称扎萨克，相当于后来的旗长）而建的住宅。郡王府最早建于现在的达拉特旗王爱召，后随着王爷的世袭更替，封地变迁，先后搬迁到今天的苏布尔嘎镇台吉召、伊力凯召等地。那时的王爷府非常简陋，有时是几座蒙古包，有时是几间土坯房或砖瓦房。在历经253年后的1902年，第十四代王爷，把王府迁到现在王爷府所在地，也仅仅是半砖木结构的9间正房和6间土平房，院子照旧用沙柳扎围而成。1928年，第十五代王爷觉得和其他六旗的王府相比，郡王府太寒酸了：几代王爷虽贵为一旗之首、朝廷命官，居住条件和当地的边商、地主差不多，有失尊严。于是后来居上，用了8年时间建了这座王爷府。

郡王府由前后两个大院组成，用两丈多高的青砖墙连为一体。墙上有防御土匪射击的城垛口。整体为砖、木、石结构，融汇了蒙、藏、汉建筑风格。多数房屋为飞檐斗拱，从屋顶到屋面有砖雕、木雕和石雕，刻着龙凤、鹿鹤、山水、花草等图案和文字。屋里屋外油漆彩绘。牌楼两侧的对联，据有关资料记载，是当时民众所赠，左联为“一盟之首统承福禄全旗高明世袭王基”，右联是“屏为谭府福星高照司执全旗仁政施行”。王府院子的外围还有一丈多高的土城墙，整个工程耗资13800多块银元，相当于郡王旗当时一年半的财政收入。国民党政府编写的《伊克昭盟志》称赞其“画阁雕梁、龙文凤彩、备极富丽，为伊盟最新的王府”。从民国到20世纪五十年代，郡王府也一直是当地最宏大的建筑。

1983年夏天，我约了两个同学去拜访王先生。第一次见到王爷府，比我想象中还要宏伟，不亚于后来初见故宫、天坛、颐和园时的惊叹。第二年，我转学到当时紧邻王爷府的伊旗一中上学，从此与王爷府接下了不解之缘。求学期间曾在王爷府的一间小屋里整住了一年，后来单位的办公楼也建在了王爷府门前不远处，每天上下班多用2分钟时间就能和它来个约会。

第一次到王爷府，因周围被好多高高低低、破破烂烂的民房包围着，走近王爷府高大的后墙，还找不到从哪儿进去，不停地打问，左拐右转才找到了大门。进了院子，战战兢兢地又问了好几次，才找到王先生。

王先生住在后院西北角的一个小屋子，是王爷时代的一个库房。因东、西、北三面是高大的围墙，一年四季太阳照不上。一门一窗虽精致，但比其他房间的小。屋里不足十平米，特别阴暗，靠窗的地方仅能放下王先生的一张办公桌。往里一左一右是两支简陋的木床，两床中间有一个用来取暖做饭的铁火炉，火炉四季不闲。屋顶吊着两个白炽灯泡，一个60瓦，在两床中间；另一个40瓦，在办公桌的上方。如果不开灯，即使大白天，乍进去还看不清里面的人。

王先生那天对我说，文化馆是个“穷单位儿”，人多办公室少，从农村调回城里，有这么个“阴暗角落”单独办公也很满足了。当时王先生不到四十岁，在当地有点名气，新闻通讯、散文、儿歌经常见诸报刊。那时十七八岁的我，没感到他的艰苦。直至2018年先生去世出殡的那天，我默立灵前，想起这段往事，突然感叹他的不易。

1984年，我转学到伊旗一中，隔三差五去王先生那里，也因为伊旗图书馆就在后院的正房内，每个星期天几乎都要去待上半天。那时候图书馆藏书不多，但各种报刊应有尽有，阅读报刊不需办借书证，随到随看。在这里，第一次知道了《人民文学》《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十月》《收获》《萌芽》《啄木鸟》《钟山》《花城》《青年文学》《长江文艺》《清明》《小说界》《山花》《草原》《鹿鸣》等刊物，也是通过这些刊物，让我读到了莫言、王蒙、张贤亮、古华、韩少功、路遥、张承志、陆文夫、王安忆、史铁生等一批作家的作品，朦朦胧胧地知道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里成为我如饥似渴的读书时代的一盏灯，照亮了那段岁月的星空，在我的记忆里永远闪光。

那时候，王先生因子女都在农村上学、师母在家务农，经常要回家照顾，加之出差、下乡和交通的不方便，每个月总要出门，冬天回来小屋就像冰窖。有次王先生因此感冒，就和我诉起苦，让我从宿舍搬来和他一起住，他出门回来不用住冷家，也方便给我改个文章，相互有个照应。因此我在这里住了整一年。

当时的《伊金霍洛报》是伊旗唯一的铅印报纸，开始是半年报，后来成为季报，再后来改为双月报，收发、通联、编辑、印刷都由王先生一人负责。他在小屋外墙上挂了一块《伊金霍洛报编辑部》牌子。那个文学热的年代，这个阴暗潮湿的陋室俨然成了当地文学爱好者的活动中心。这里经常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稿件，有新疆青海的，有广东广西的，有农牧民，有学生老师，有记者编辑。有复写稿，有手抄稿，每篇稿件都要附一封抬头为“尊敬的编辑老师”的信，堆满了小屋的角落。本地作者还亲自上门送稿，包括宣传部长、文化局长等。王先生每天也乐此不疲，来稿能否发表，都一一回信，哪怕三言两语。对登门者端茶递烟，热情接待，当面修改。他对那些串门闲聊的人非常反感。有个姓贺的大个子老头，可能是慢性鼻炎，说话呼囔呼囔的，让人听不清楚。王先生私下叫他“贺活囔”，是个书法爱好者，经常拿幅字要在小报刊登。王先生看到他是文化部门退休干部面子上，虽版面有限，来稿较多，但尽量满足。后来老汉几乎天天必来，呼囔呼囔地天南地北、七上八下说个没完。王先生忙得要改稿、写稿，哪有时间陪他。一见贺老汉上门就头疼，不管问什么，先生头也不抬，只用一个“嗯”字来回答。老汉感觉到了王先生的不欢迎，后来再很少来了。

说到王爷府，不能不提相邻的伊旗一中。

至今，我始终认为那时的伊旗一中是最好的学校，不论是校风校纪还是师德学风。在这里的那段时光，是我人生最美丽的青春季，我写作的热情就是从这里开始燃烧的。至今我仍然保存着那时戴过的一枚校徽。自从接触了互联网，我总想从百度中寻找与母校有关的信息。可惜的是一次次地失望。时至今日，除了1994年《伊旗一中建校三十五周年校友通讯录》之外，我还没有见过任何记载一中历史的文字资料，包括校友们写的回忆录之类。

记得走进一中的大门口，往右是教职工办公室，一排起脊砖房，一直延伸到王爷府的西墙。那时除了校长、党支部书记单独办公，其他老师都是按教研组集体办公，每个教研组七八个老师。老师们特别敬业，办公室往往晚上十一点还灯火通明，不时有拿着书本、作业的学生进进出出。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老师就是红烛，燃烧自己，照亮学生。办公室前依次为男生宿舍和老师宿舍。老师宿舍有单身，有小两口，个别还在院子里养猪或鸡。老师们非常融洽，放学后，相互之间你进我家门，我上你家炕，如走平地，着急慌忙时，互相借葱借蒜借米借面，如进家门，笑声不断。有学生路过，笑声戛然，学生离开又恢复如故，个别学生们支起耳朵，总想听老师们说笑的秘密。

大门口沿着一条水泥石子路照直走去，左侧是几排女生宿舍，女生宿舍门窗老用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门前总是干干净净，门一开，就飘出淡淡的香皂味儿。过路的男生看似挺胸抬头，目不斜视，其实心不在焉，盼着能有一扇门突然打开，露出一个漂亮女生的笑脸。

水泥石子路的尽头，左面是库房、伙房、开水房等，和《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郝红梅打饭的地方一模一样，只不过非黄土窑洞，而是起脊砖房。右面是大礼堂，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校园里唯一的楼房。每年的毕业生都要到礼堂门前留一张毕业照。全校的大型会议、讲座、文艺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我第一次听《万里长城永不倒》是在这里，第一次认识萨克斯、小提琴也是在这里，都是本校的师生演唱、表演。当时特别羡慕在这里展示才艺的同学，也特别喜欢这座高大的礼堂，可惜进去的机会不多。于是总喜欢独自围着礼堂转悠，也常能遇到一些看信的同学，从他们神神秘秘的举动里能感觉到读的是情书。

礼堂西墙边的那排房，是图书室兼传达室。课间操时间，总有一些学生往那里跑。我也一样，不过不是等朋友来信，更不是等情书，而是希望收到发表我作品的样刊样报，哪怕是退稿信。传达室的老师此时早已把信件按班级分开，立在窗玻璃上，大家扫一眼就知道有没有自己的。但有时可能邮递员来的迟或者收发老师忙，信件还是一大堆。收发一直是个不苟言笑的女老师，大家都不敢随意翻动，只好赶快离开。有时候我刚走开几步，老师就喊我，说有我的信。这时我又特别喜欢这个严肃的女老师，于是每到转身离开时，总希望能听到老师喊我。

那时候投稿是免费的，只需在信封右上角写上“稿件”二字，无须贴邮票，所以每次写好一篇稿子，总要抄好几份“一稿多投”，希望“广种薄收”。信封大小也没有统一标准，也没有后来的邮政编码，只要把邮寄地址写清楚就行。厚一点的牛皮纸信封重复利用是经常的。我和王文明先生把旧信封拆开翻过来，用浆糊粘好，就成了新信封了。现在想起来，那才叫真正的绿色环保，节约资源。

从一中毕业走上社会，三十五年过去了。同学们有的升官，有的发财，更多的是平凡而快乐地生活着，我们彼此很难用语言表达对母校的特殊感情。回首当年求学路，总要记起每个老师的音容笑貌，他们现在大多年近古稀，有的已经驾鹤西去，但师恩如山，终生难忘。

徐兴邦先生不仅是教育家，也是作家和书法家，20世纪五十年代就在自治区级大型刊物上发表作品，成为学生们写作的范文。徐老从教从文，人品师德有口皆碑，学生敬仰，家长尊重。我仅仅因为喜欢文学，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作文，徐老便亲自帮我从改为职业中学的伊旗二中转学到了伊旗一中。特别难忘的是，初到一中，因为没有宿舍，时任党支部书记的徐老让我暂时住在他的办公室，这在当时来说是绝无仅有的。有家很有影响的全国性报纸多次发表我的作文，1996年初，编辑部竟然给学校致函，要宣传我的写作情况，是徐老亲自操刀捉笔写了《小荷才露尖尖角——记文学新人徐怀亮》，很快在该报头版头条并配我照片刊登。难忘高考落榜，是徐老推荐我到基层民办学校任教。难忘徐老骑自行车带我去见时任伊金霍洛旗旗委书记巴音朝鲁，推荐我到了大开发大建设的矿区工作。难忘我们见面时，他首先关心的还是我的创作情况。

2018年9月底，我去看徐老，他又拿出计划出版的5部书稿。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仍然如此勤奋，让我顿感惭愧。当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卡片相机给他拍照时，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谁知几个月后，徐老不幸去世，这次竟然是和恩师的最后见面，徐老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我相信羽化成仙的他，在天堂里依然那么和蔼善良，依然天天打太极，依然躬耕笔墨，传播正能量，讴歌真善美。

平心而论，郡王府建设年代并不久远，仅仅是民国年间，“西安事变”刚刚爆发之际，此时延续了几百年的“蒙旗制度”四面风雨，摇摇欲坠。郡王府的规模也并不大，充其量就是由前后两个四合院组成的大宅子，不足晋商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十分之一，不及毗邻的陕北财主建在黄土沟里的姜氏庄园一半大小，甚至没有现在某些地方村活动室气派。每每看见有些资料介绍它使用了“工艺精湛，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栩栩如生”等不实词语，让我哑然失笑，感觉如蹒跚学步的幼儿戴了顶成人帽子那样滑稽，但郡王府在近九十年的历史风浪中艰难地存留下来的确不易，它见证着伊金霍洛旗乃至鄂尔多斯一段历史的起伏跌宕。尤其是与同时代鄂尔多斯其他王爷府或战争或政治原因都已夷为平地相比，郡王府是幸运的，作为一份历史遗产，其价值不能用金钱去衡量。十几年前，地方政府对此进行了修缮，一些部门和文人墨客为此出版了几本专著，意义无需赘述。

而紧邻的伊旗一中旧址与它相比就显得可怜了。

《伊旗一中建校35周年校友通讯录》前言记载：“伊旗一中建立于1959年，到1994年累计向社会输送了万余名初高中学生，为振兴祖国作出了贡献。”历经城市化建设的那段狂飙突进和中小学并校的风起云涌，伊旗一中从2002年后经历了高中分设归为私有、搬迁、挂靠某知名中学等。让好多和我一样的校友们都感到曾经的母校似乎消失了。

“母校安在？”多少学子一次次地叩问。

其实，母校就在现在的郡王府广场，就在那些大理石方砖下，就在那些豪华的广场灯下，只不过没有了当初的琅琅书声、欢歌笑语。曾经的大礼堂，教室，办公室，宿舍，传达室，伙房真的都老旧了，注定不会留下曾经的一砖一瓦。好在20世纪90年代所建的几栋楼依然还在，一座是某校友个人出资三十多万元建的“子卿图书楼”，虽然原名抠掉改挂少年宫牌子；另外两座换了比较新潮的名字“希望小镇”，虽然门窗上贴的各色益智培训班名称，但依然散发着游丝般的教育气息。

在某些人眼里，我亲爱的母校旧址不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普通的不会普通了，比起王爷府，建设时间也晚了整整23年。其实，作为教育活动所产生的遗产，与工业遗产、宗教遗产一样宝贵，同样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教育文明在传承中宝贵的积淀和教育发展的记忆。

伊旗一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伊金霍洛旗文脉的源头，现在拆的拆了，搬的搬了，换的换了，但可否在其原址上给学子们留下一块思古悠情的“精神操场”？不要让过往的校友或同学聚会面对母校原址一脸茫然，找不到一点“似曾相识”的东西呢。可否参照旁边那块“伊金霍洛旗郡王府”汉白玉碑标准，在旧址上也立上两块呢？

如果可以，不妨一块正面写“伊旗第一中学旧址”，背面写上1958年建校时的教职工名字；另外一块正面写“飞机失事遇难地”，背面写“1988年5月19日，空军某部一架战斗机在演习中失事坠入伊旗一中院内死伤学生各一人”。毕竟，这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的第一座完全中学；毕竟，有一批筚路蓝缕的拓荒者，为了伊金霍洛旗文化教育启蒙把一生都奉献在这里。从这里走出了数以万计的学子，不论他们能力大小才华多少，都为这块土地做出了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贡献，它承载着数万师生乃至伊金霍洛旗人民六十多年来的共同记忆。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每一个校园，都是一块圣地。它们在或长或短的历史上形成的遗址、遗迹和遗物，都是弥足珍贵的教育遗产。今天，我们行进在两个百年交汇的历史中，保护好渐行渐远或渐行渐近的教育遗产，是对教育的尊重和敬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教育遗产与历史遗产一样，都是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同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是历史的见证、文明的标志，也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保护好教育遗产就是守护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理应成为国人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而必须完成的作业，否则会让历史留下许多难以弥补的空白和遗憾。

——选自西部散文学会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