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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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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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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2.15


额 嬷

                                                                                                                                         冯秋子

  额嬷一家搬到这个地方,比我家晚两年。两家合住一套从前的富人盖的石头房子,宽敞的堂地,把两户人家分隔在左右两边,门对着门。母亲和额嬷,总是一前一后,不断怀孕,不断地生。一旦孩子降生,就在两户人家共同进出的大门外面,按照边区居民的遗俗,挂上红布旗子。有红布旗子飘扬,就是新地,人们在你的门前停下脚步。

  人畜肃静的黄昏,空旷的草原小城穿透了野风,红布旗子就在家门口哗啦啦哗啦啦地飘。

  母亲生的日子,额嬷早早煮了奶茶递到母亲手里,两个女人守着一铜壶奶茶,守着骨肉分割前稀稀拉拉的安宁,一碗一碗地喝。母亲生头胎难产,后面几个还算好生。额嬷呢,每生一个孩子都像过一鬼门关,母亲说,替钦格勒接一回生,她就掉一地头发。

  钦格勒,是母亲对她的称呼,我父亲叫她梅林,我不知道她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我一直喊她额嬷。

  额嬷听我说大城市很多人生孩子都要剖腹、侧切,或者自己撕裂,就问我:她们愿意吗?有没有人管这件事?大城市的女人都不确实啦?我说不知道。她愁苦着脸说:不可以,不好,回来吧,回家……她的汉语操练了几十年,仍然僵硬,她就夹杂着蒙语告诉我,人们都回来生孩子,来她这里,这里地方很多很多,告诉你的朋友们如何。额嬷说,她生的孩子个头都很大,虽然难生一点,但没有一个孩子损坏她什么。

  母亲说,钦格勒生孩子生不够,生不厌烦(她说额嬷生不“草”,)她可真有点儿害怕了。母亲的小臂上至今镶嵌着一块额嬷挣扎的时候咬伤的疤痕。母亲说,看钦格勒红天黑地流血,就怕她闭上眼睛再不睁开。

  额嬷的男人,阿木古隆阿玛在哪儿呢?他离开房子的时候,老婆还像一头母牛在地上拱来拱去,还有奶茶给他煮好端上来,也许是半夜,也许是下一天的哪个时辰,他东摇西摆找到家门,家门口已经飘起了小红旗,孩子已经出世了。额嬷的火炕上,又多了一个占地儿的人,阿木古隆不看也知道他是个人物了,他也有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和金黄色的卷发,跟他的父亲一样。阿木古隆摸到一片空地儿躺下来,他得醒两天酒。

  生吧,哪个女人不生育呢,哪只鸿雁不远飞呢。

  孩子的动静,在男人的梦里。

  我母亲说,她是怕真实的一个人说过去就过去了。

  还好,没出什么事,母亲缓了一口气。可是不久,母亲有了,额嬷也有了。

  我和敖登都出生在一月,那是北方最寒冷的月份。人们数不清入冬以来下了多少回大雪,白毛风刮过来多少沙土雪花,又刮走多少破衣褴袍。冰雪覆盖着,大地惨白。早晨,趴在羊皮门帘上的积雪被抖落下来,一个勤快的人走出户外,去清扫一条通向远处的小路。太阳升高了,雪地晶光闪耀,遮挡在玻璃窗外的棉窗帘终于被卷成一个卷儿靠在墙角,遥远而清淡的阳光顿时渗入沉寂的房屋,孩子们马上看见屋子里尘埃欢乐得四处飞扬。夕阳西下,棉窗帘又严严实实封闭了所有的人家,一天就这样结束了。从早到晚,玻璃窗始终没有解冻,那上面纹刻着悬崖沟壑、椰林草丛,还有刀光剑影、妖魔鬼怪……每一天,每一块玻璃上的内容都重新开始,就看风怎么刮。

  风犹如刀子,磨砺所有成活在那里的生命。

  土地冻裂了,噼噼啪啪地响,等到冰雪消融,土地上就有了无数纵横交错的缝隙。孩子们始终解不开土地的秘密:有一天,原来的裂缝不见了,田地又龟裂出新的深不可测的轨迹。

  额嬷的奶就在昏暗房子里裸露着,像两架皮鼓,跟随她移动,跟随她抖擞。不一会儿,乳浆胀破了奶头,不失闲地流淌,额嬷发出“噢噢”的叫声,她急不可待地拉过敖登,拉过我,用她的一只奶勉强喂饱一个孩子。

  额嬷要是出门,比如去野外挖耗子洞里的粮食,我和敖登就各在各家炕上的一点范围里爬蹭,很想爬远一点,但是寸步难行,我和敖登都被拦腰捆着,拴我们的那根绳子早在炕角一根铁棍上绑死了。我和敖登就隔着宽阔的堂地大叫大哭,街上干瘦干瘦的野狗听到我们的声息,跑到院子里来,隔着玻璃窗,跟我们一起蹿上跳下,沸沸扬扬。这时,要么是母亲三步并两步从单位跑回来,要么是额嬷背着口袋“噢噢”叫着推门走进来,反正这个世界只有她们俩能听到我和敖登呼叫。母亲急急忙忙说,快吃,她只有半个钟头时间,她的奶胀啊,疼啊……她就知道孩子们饿了。奶水洇湿了她的衣裳,她先过去喂完敖登再过来喂我。奶水被我们抽空,她就离开家继续上班。

  太阳昏昏沉沉,还没有射进房子里。我们又饿了。我听到敖登跟我一样瘪着嘴巴哭。我们的委屈说不出来。清汤寡水。

  那是耗干孩子们哭声的年代,也是耗干亿万个母亲身心的年代。没有人告诉我们的母亲,少生一个孩子,让世界少一张苍黄的脸,是她们的贡献。也没有人告诉她们那场自然灾害没有人为祸害的话,其实不会那么严重、惨痛。因此她们从不怀疑,无论领袖,无论自己,也无论是岁月。

  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陪伴了执著得空空荡荡的母亲。

  额嬷经受得更持久一些,是靠了她的底气吗?

  额嬷的高颧骨永远幽黑发亮。她眯着一双细长的眼睛,不停地对我和敖登叙说,一串音节在她飞快地转动舌尖时滑出来,又一串音节跟着混入,蒙古语言就在我们的心田里开垦耕种了。额嬷急了就骂嘿哈赫森!可你判断不出她是真恼还是正高兴呢。有时候她说:我生气啦!可她的脸上还慈祥一片。我和敖登就在她宣布“生气”以后快乐得忘乎所以,把炕上能搬动的东西都推到地下,再把自己跌下去,她看着我们折腾,在那里笑。只有当我们各自坚守一个乳房,在额嬷怀里拥挤,敖登表现出不愿意我在他妈妈怀里的意思,伸出脚踢我,我把他的脚推回去这样来往时,额嬷的喊声才准确无误就是嘿哈赫森!两个孩子于是认真,停战。

  她与她的两只奶终于松缓下来,孩子们已经睡意迷蒙。

  她仍旧跪在炕毡上,臀部稳稳地偎进后脚弯里,脸上呈现着那种恒久不变的微笑。蓝布棉袍罩住了她的身子,她跟菩萨一样坐出一座山,坐出一个宁静。突然,从她胸腔里流出悠远跌荡的声音,那是天然淳厚的蒙古长调。那声音粗犷、没有遮拦,自由自在地走,走过沉睡,走过苏醒,万物萌动,天地啜泣……顽强的颤音被送得很远,你相信已经接近了人生前无法晋见的天堂。我睡着了,但一直跟着额嬷的声息飘游。在她的歌儿消失得渺无踪迹的时候,我挺起身子,看她是不是哭。

  二三十年后,我接触了一点音乐,有了一些作曲的朋友,可我始终想不出额嬷的歌儿是谁能写出来的,人们有了章法,就不能尽情地野;有了感觉,就把它加工得离开了原味……山,冰雪,寒流,牛羊,蓝天和女人,那些流淌不息的东西。

  长大以后我远离家乡,一听见马头琴声,就想哭。

  额嬷就在琴声里。

  额嬷和母亲都日见苍老,两个家庭也发生了不少变故。额嬷这边,阿木古隆阿玛患肝癌去世了,额嬷的儿女们远走高飞,小儿子巴耶尔死了。

  额嬷独自住在城边上一所开阔的院落。院子比篮球场还大,杂草肆意丛生,有半人高,星星点点,长出白花、黄花、紫花、蓝花,草原上点缀的差不多就是这些碎花。杂草丛中,踏出一条小路,环绕院子,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圆,额嬷早晚就在小路上走动。她埋着头,缓慢地走完一圈再缓慢地走,只是身子更加弯曲,更加笨重,宽大的胯骨拖着她朝前的沉重,在齐腰深的草丛里左边、右边,这么摇晃,摇晃得很有耐心。

  我走进额嬷的大院子,看见额嬷正在小道上走动,我和儿子站到她面前。她“噢”了一声,双膝跪地去抱巴顿,随后颤悠悠地托起孩子,托至头顶,混沌的目光在太阳底下闪亮,直到气喘吁吁,她才把孩子搂进怀里,在他的小脸上亲,巴顿尖厉的哭声随之而起,我知道是额嬷亲得太重,就像当年亲我那样,亲得人脸颊生疼。

  额嬷和我面对面跪着坐在后脚弯里,一人端起一碗奶茶,慢慢地喝。奶茶就像醇酒,你可以喝上一整天,从天亮喝到天黑,又从天黑喝到天亮。

  额嬷疲惫地微笑着。从前在她棉袍下拱动的羔羊,如今已经三十岁了……她说:“萨仁嘎娃,可怜的孩子,你的小英雄坐火车啦……没看清火车长什么样子就回家啦?噢,嘎娃,我的孩子!”额嬷摇头,额嬷笑。

  她比划着说:女人撕破确实不好,回来生。

  做梦都想回来生呵,可是回得来吗,额嬷!遍地都是女人,就像遍地长的草。

  是啊是啊……她喊黑狗嘿哈赫森。

  黑狗就跑出去了。

  黑狗在额嬷踩踏出来的小路上追逐什么东西。

  母亲说,钦格勒这些年和人们走动得少了,越来越沉默寡言。她在院子里挖了一口水井,用绳子拴着那个她年轻的时候就使唤的皮斗子打水,皮斗子用两天就补一块补丁,里里外外补丁贴满了,仍就是不喝外面水站供应的自来水。除了上街买点儿炒米、奶食,很难见到她。

  巴耶尔,是母亲为额嬷接的最后一次生。

  他死了。额嬷弯腰从彩绘的硬木碗里抓一把炒米倒进我碗里,又为我兑满奶茶,然后挺了挺腰身,重新坐稳当。当她抬起头,眼里有了浑浑一层泪水。

  巴耶尔是个头重脚轻的孩子,你简直想不出他的头有多大,有多结实。头上的毛都是浅黄色,嫩得有些透明、发绿。射弹弓的把戏他从小玩儿,长大以后还是玩儿得不亦乐乎,石头子从你家玻璃窗钻进去打你家的电灯泡。这种被他称做“二踢脚”的快乐游戏射击完毕,他掉头就跑;有时却站在原地不动,看有没有人追出来,没有人追,他就一脸沮丧,有人追,兴奋不已,单等对手追到眼跟前,他才像野山羊一样嗖地逃遁。你有耐心你就追吧,巴耶尔正巴望有人跟他玩儿,也好有一点儿热闹。一旦跑不过你,巴耶尔就停下来,任你劈头盖脸打他,他弹来弹去像个拳击沙袋。

  你打他他跟你笑,打巴耶尔让人扫兴。

  巴耶尔会漫天云雾编造一个故事,把城里七零八落的孩子都笼络到自己麾下,如果卡了壳,他就随意揪出一个孩子揍上一顿,借机结束他的讲述。

  他每天重复他的游戏。

  我知道巴耶尔,尽管他长大的日子我已经离开了家。

  他是十八岁闯出人命的。他把皮靴里插的匕首插进伙伴的胸膛,碰到心脏,那孩子当下就死了。这一回他终于认真起来,所以他就失踪了。

  警察搜寻了四十多天。

  警察都曾经是阿木古隆阿玛的部下。

有一天,人们看见警察从额嬷的菜窖里抬出了巴耶尔,那孩子僵硬地挺在一块木板上,头还是大得不可思议。

  警察把套过巴耶尔的皮绳递给额嬷,看着额嬷。

  她依旧默然无语,直到大院子里的人都走尽了,又静静地呆了好久,最后在门前的石头台阶上坐下来。

  母亲说,本来,钦格勒要受审。

  额嬷对所有找她谈话的阿木古隆阿玛生前的同事说,巴耶尔在菜窖里,她不知道。至于巴耶尔每天吃掉两斤多食物,那是法医的说法。额嬷对显而易见的事实,遵守得像个秘密:谁提供的食物?

  当初警察说:知道巴耶尔的消息就来报告。

  额嬷答应:好。

  警察在等待额嬷吗?

  额嬷几十年来从未去过阿木古隆阿玛工作的地方,人们记不起来额嬷是不是讲到过阿木古隆这个人。二十多年前,阿木古隆被关起来交代历史问题,专案人员上门询问额嬷:阿木古隆为什么给国民党送信,又给共产党送信?他跟没跟你说过?额嬷神情专注地听完这个问题,沉思良久,终于恍然大悟,好像突然明白,相守多年的这个男人有许多故事是她从前所不知道的,这个阿木古隆!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她依然答非所问。她说:“谁的信我都没送过。”显然你花多大力气,也没有办法让她明白其中的大是大非。专案人员失去了耐心,厉声训诫,额嬷站在靠门的地方,低下头虔诚地倾听。工作人员说:“你要和阿木古隆划清界线。”怕她不明白,又说:“不要爱他。”额嬷这回像是听懂了,她松驰了肃穆良久的脸颊,点点头说:“好”。

  其实她仍然不懂这里面的道理,不懂要她做的是什么。在她看来,干部们或许是说她的男人还要在外面呆一段时间。阿木古隆总是有事出去,从这个苏木到那个嘎查,公社啊大队啊,跑来跑去……即使是准确理解了工作人员的意思,谁又能影响她呢?谁又能改变她身心运转的方向呢?

  阿木古隆喝醉酒打她像打一面皮鼓,她爱他什么呢?这个旗里的人都不怀疑,她确实爱他,这一点勿庸置疑。多少年来,她望着阿木古隆的时刻倾心尽力,都像是第一次望见他,那一次,她上了他的马背。那是十几岁?从她家乡的草地上路过一个小伙子,她扔下正放牧的羊群,跟着他走了。一走就走了数不清的白天黑夜,走到她陌生的世界。直到她送走阿木古隆,送走小牛犊子巴耶尔,一个人生活在一所静悄悄的大院子里。

  额嬷为阿木古隆阿玛生育了五个儿女。

  她两年坐一次月子。阿玛说他是干部,不能按人头分走国家那么多供应粮票、肥皂票,让她停她就停下,不再生了。

  停在巴耶尔这儿,这个孩子。

  额嬷心里埋藏了什么,都会让它跟着她一起衰老,跟着岁月消逝。

  巴耶尔是她杀的。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明明白白选择一种方式,孩子在母亲心里死去,就是这样。

  你还想知道额嬷如何度过那四十多天?她把皮绳子递下菜窖时对巴耶尔说了什么?还想知道巴耶尔的最后吗?我记忆里的额嬷,年轻时候就显得苍老,如今真的进入暮年,动作迟缓了,可还像年轻时候一样有力量。

  额嬷每年在蒙古人隆重的小年和大年,买来鲜果、鲜奶、牛羊肉、黄油和洁白的哈达,供在炕桌上,然后长时间跪在桌前默诵真言,祈祷神明。

  炕毡上,额嬷经常跪坐的地方磨出一个洞,她在那里放了一块老羊皮,老羊皮又磨掉了毛。

  送我们出来,额嬷亲了我,亲了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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